我念的第三部書叫做《律詩六鈔》,我不記得是誰選的了。三十多年來,我不曾重見這部書,故沒有機會考出此書的編者;依我的猜測,似是姚鼐的選本,但我不敢堅持此說。這一冊詩全是律詩,我讀了雖不懂得,卻背得很熟。至今回憶,卻完全不記得了。

我雖不曾讀《三字經》等書,卻因為聽慣了別的小孩子高聲誦讀,我也能背這些書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五七言的《神童詩》,我差不多能從頭背到底。這本書後麵的七言句子,如

人心曲曲灣灣水,

世事重重疊疊山。

我當時雖不懂得其中的意義,卻常常嘴上愛念著玩,大概也是因為喜歡那些重字雙聲的緣故。

我念的第四部書以下,除《詩經》,就都是散文的了。我依誦讀的次序,把這些書名寫在下麵:

(4)《孝經》。

(5)朱子的《小學》,江永集注本。

(6)《論語》。以下四書皆用朱子注本。

(7)《孟子》。

(8)《大學》與《中庸》。(《四書》皆連注文讀。)

(9)《詩經》,朱子《集傳》本。(注文讀一部分。)

(10)《書經》,蔡沈注本。(以下三書不讀注文。)

(11)《易經》,朱子《本義》本。

(12)《禮記》,陳澔注本。

讀到了《論語》的下半部,我的四叔父介如先生選了潁州府阜陽縣的訓導,要上任去了,就把家塾移交給族兄禹臣先生(名觀象)。四叔是個紳董,常常被本族或外村請出去議事或和案子;他又喜歡打紙牌(徽州紙牌,每副一百五十五張),常常被明達叔公,映基叔,祝封叔,茂張叔等人邀出去打牌。所以我們的功課很鬆,四叔往往在出門之前,給我們“上一進書”,叫我們自己念;他到天將黑時,回來一趟,把我們的習字紙加了圈,放了學,才又出門去。

四叔的學堂裏隻有兩個學生,一個是我,一個是四叔的兒子嗣秫,比我大幾歲。嗣秫承繼給瑜嬸。(星五伯公的二子,珍伯,瑜叔,皆無子,我家三哥承繼珍伯,秫哥承繼瑜嬸。)她很溺愛他,不肯管束他,故四叔一起走開,秫哥就溜到灶下或後堂去玩了。(他們和四叔住一屋,學堂在這屋的東邊小屋內。)我的母親管得嚴厲,我又不大覺得念書是苦事,故我一個人坐在學堂裏溫書念書,到天黑才回家。

禹臣先生接收家塾後,學生就增多了。先是五個,後來添到十多個,四叔家的小屋不夠用了,就移到一所大屋——名叫來新書屋——裏去。最初添的三個學生,有兩個是守瓚叔的兒子,嗣昭,嗣逵。嗣昭比我大兩三歲。天資不算笨,卻不愛讀書,最愛“逃學”,我們土話叫做“賴學”。他逃出去,往往躲在麥田或稻田裏,寧可睡在田裏挨餓,卻不願念書。先生往往差嗣秫去捉;有時候,嗣昭被捉回來了,總得挨一頓毒打;有時候,連嗣秫也不回來了,——樂得不回來了,因為這是“奉命差遣”,不算是逃學!

我常覺得奇怪,為什麼嗣昭要逃學?為什麼一個人情願挨餓、挨打,挨大家笑罵,而不情願念書?後來我稍懂得世事,才明白了。瓚叔自小在江西做生意,後來在九江開布店,才娶妻生子;一家人都說江西話。回家鄉時,嗣昭弟兄都不容易改口音;說話改了,而嗣昭念書常帶江西音,常常因此吃戒方或吃“作瘤栗”。(鉤起五指,打在頭上,常打起瘤子,故叫做“作瘤栗”。)這是先生不原諒,難怪他不願念書。

還有一個原因。我們家鄉的蒙館學金太輕,每個學生每年隻送兩塊銀元。先生對於這一類學生,自然不肯耐心教書,每天隻教他們念死書,背死書,從來不肯為他們“講書”。小學生初念有韻的書,也還不十分叫苦。後來念《幼學瓊林》、《四書》一類的散文,他們自然毫不覺得有趣味,因為全不懂得書中說的是什麼。因為這個緣故,許多學生常常賴學;先有嗣昭,後來有個士祥,都是有名的“賴學胚”。他們都屬於這每年兩元錢的階級。因為逃學,先生生了氣,打的更利害。越打的利害,他們越要逃學。

我一個人不屬於這“兩元”的階級。我母親渴望我讀書,故學金特別優厚,第一年就送六塊錢,以後每年增加,最後一年加到十二元,這樣的學金,在家鄉要算“打破紀錄”的了。我母親大概是受了我父親的叮囑,她囑托四叔和禹臣先生為我“講書”:每讀一字,須講一字的意思;每讀一句,須講一句的意思。我先已認得了近千個“方字”;每個字都經過父親的講解,故進學堂之後,不覺得艱苦。念的幾本書雖然有許多是鄉裏先生講不明白的,但每天總遇著幾句可懂的話。我最喜歡朱子《小學》裏的記述古人行事的部分,因為那些部分最容易懂得,所以比較最有趣味。同學之中有念《幼學瓊林》的,我常常幫他們的忙,教他們不認得的生字,因此常常借這些書看;他們念大字,我卻最愛看《幼學瓊林》的小注,因為注文中有許多神話和故事,比《四書》、《五經》有趣味多了。

有一天,一件小事使我忽然明白我母親增加學金的大恩惠。一個同學的母親來請禹臣先生代寫家信給她的丈夫;信寫成了,先生交她的兒子晚上帶回家去。一會兒,先生出門去了,這位同學把家信抽出來偷看。他忽然過來問我道:“穈,這信上第一句‘父親大人膝下’是什麼意思?”他比我隻小一歲,也念《四書》,卻不懂“父親大人膝下”是什麼!這時候,我才明白我是一個受特別待遇的人,因為別人每年出兩塊錢,我去年卻送十塊錢。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講書:父親母親為我講方字,兩位先生為我講書。念古文而不講解,等於念“揭諦揭諦,波羅揭諦”,全無用處。

(四)

當我九歲時,有一天我在四叔家東邊小屋裏玩耍。這小屋前麵是我們的學堂,後邊有一間臥房,有客來便住在這裏。這一天沒有課,我偶然走進那臥房裏去,偶然看見桌子下一隻美軍煤油板箱裏的廢紙堆中露出一本破書。我偶然撿起了這本書,兩頭都被老鼠咬壞了,書麵也扯破了,但這一本破書忽然為我開辟了一個新天地,忽然在我的兒童生活史上打開了一個新鮮的世界!

這本破書原來是一本小字木板的《第五才子》,我記得很清楚,開始便是“李逵打死殷天錫”一回。我在戲台上早已認得李逵是誰了,便站在那隻美孚破板箱邊,把這本《水滸傳》殘本一口氣看完了。不看尚可,看了之後,我的心裏很不好過:這一本的前麵是些什麼?後麵是些什麼?這兩個問題,我都不能回答,卻最急要一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