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了這本書去尋我的五叔。因為他最會“說笑話”（“說笑話”就是“講故事”，小說書叫做“笑話書”），應該有這種笑話書。不料五叔竟沒有這書，他叫我去尋守煥哥。守煥哥說：“我沒有《第五才子》，我替你去借一部；我家中有部《第一才子》，你先拿去看，好吧？”《第一才子》便是《三國演義》，他很鄭重的捧出來，我很高興的捧回去。
後來我居然得著《水滸傳》全部。《三國演義》也看完了。從此以後，我到處去借小說看。五叔，守煥哥，都幫了我不少的忙。三姊夫（周紹瑾）在上海鄉間周浦開店，他吸鴉片煙，最愛看小說書，帶了不少回家鄉；他每到我家來，總帶些《正德皇帝下江南》、《七劍十三俠》一類的書來送給我。這是我自己收藏小說的起點。我的大哥（嗣稼）最不長進，也是吃鴉片煙的，但鴉片煙燈是和小說書常作伴的，——五叔，守煥哥，三姊夫都是吸鴉片煙的，——所以他也有一些小說書。大嫂認得一些字，嫁妝裏帶來了好幾種彈詞小說，如《雙珠鳳》之類。這些書不久都成了我的藏書的一部分。
三哥在家鄉時多；他同二哥都進過梅溪書院，都做過南洋公學的師範生，舊學都有根底，故三哥看小說很有選擇。我在他書架上隻尋得三部小說：一部《紅樓夢》，一部《儒林外史》，一部《聊齋誌異》。二哥有一次回家，帶了一部新譯出的《經國美談》，講的是希臘的愛國誌士的故事，是日本人做的。這是我讀外國小說的第一步。
幫助我借小說最出力的是族叔近仁，就是民國十二年和顧頡剛先生討論古史的胡堇人。他比我大幾歲，已“開筆”做文章了，十幾歲就考取了秀才。我同他不同學堂，但常常相見，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天才很高，也肯用功，讀書比我多，家中也頗有藏書。他看過的小說，常借給我看。我借到的小說，也常借給他看。我們兩人各有一個小手折，把看過的小說都記在上麵，時時交換比較，看誰看的書多，這兩個折子後來都不見了。但我記得離開家鄉時，我的折子上好像已有了三十多部小說了。
這裏所謂“小說”，包括彈詞，傳奇，以及筆記小說在內。《雙珠鳳》在內，《琵琶記》也在內；《聊齋》、《夜雨秋燈錄》、《夜譚隨錄》、《蘭營館外史》、《寄園寄所寄》、《虞初新誌》等等也在內。從《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五虎平西》、《粉妝樓》一類最無意義的小說，到《紅樓夢》和《儒林外史》一類的第一流作品，這裏麵的程度已是天懸地隔了。我到離開家鄉時，還不能了解《紅樓夢》和《儒林外史》的好處。但這一大類都是白話小說，我在不知不覺之中得了不少的白話散文的訓練，在十幾年後於我很有用處。
看小說還有一樁絕大的好處，就是幫助我把文字弄通順了。那時候正是廢八股詩文的時代，科舉製度本身也動搖了。二哥、三哥在上海受了時代思潮的影響，所以不要我“開筆”做八股文，也不要我學做策論經義。他們隻要先生給我講書，教我讀書。但學堂裏念的書，越到後來，越不好懂了。《詩經》起初還好懂，讀到《大雅》，就難懂了；讀到《周頌》，更不可懂了。《書經》有幾篇，如《五子之歌》，我讀的很起勁；但《盤庚》三篇，我總讀不熟。我在學堂九年，隻有《盤庚》害我挨了一次打。後來隔了十多年，我才知道《尚書》有今文和古文兩大類，向來學者都說古文諸篇是假的，今文是真的；《盤庚》屬於今文一類，應該是真的，但我研究《盤庚》用的代名詞最雜亂不成條理，故我總疑心這三篇書是後人假造的。有時候，我自己想，我的懷疑《盤庚》，也許暗中含有報那一個“作瘤栗”的仇恨的意味罷？
《周頌》、《尚書》、《周易》等書都是不能幫助我作通順文字的。但小說書卻給了我絕大的幫助。從《三國演義》讀到《聊齋誌異》和《虞初新誌》，這一跳雖然跳得太遠，但因為書中的故事實在有趣味，所以我能細細讀下去。石印本的《聊齋誌異》有圈點，所以更容易讀，到我十二三歲時，已能對本家姐妹們講說《聊齋》故事了。那時候，四叔的女兒巧菊，禹臣先生的妹子廣菊、多菊，祝封叔的女兒杏仙，和本家侄女翠蘋、定嬌等，都在十五六歲之間；她們常常邀我去，請我講故事。我們平常請五叔講故事時，忙著替他點火，裝旱煙，替他捶背。現在輪到我受人巴結了。我不用人裝煙捶背，她們聽我說完故事，總去泡炒米，或做蛋炒飯來請我吃。她們繡花做鞋，我講《鳳仙》、《蓮香》、《張鴻漸》、《江城》。這樣的講書，逼我把古文的故事翻譯成績溪土話，使我更了解古文的文理。所以我到十四歲來上海開始作古文時，就能做很像樣的文字了。
（五）
我小時身體弱，不能跟著野蠻的孩子們一塊兒玩。我母親也不準我和他們亂跑亂跳。小時不曾養成活潑遊戲的習慣，無論在什麼地方，我總是文縐縐的。所以家鄉老輩都說我“像個先生樣子”，遂叫我做“穈先生”。這個綽號叫出去之後，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叫做穈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裝出點“先生”樣子，更不能跟著頑童們“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門口和一班孩子“擲銅錢”，一位老輩走過，見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擲銅錢嗎？”我聽了羞愧的麵紅耳熱，覺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們鼓勵我裝先生樣子，我也沒有嬉戲的能力和習慣，又因為我確是喜歡看書，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過兒童遊戲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裏去“監割”（頂好的田，水旱無憂，收成最好，佃戶每約田主來監割，打下穀子，兩家平分。），我總是坐在小樹下看小說。十一二歲時，我稍活潑一點，居然和一群同學組織了一個戲劇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槍，借得了幾副假胡須，就在村口田裏做戲。我做的往往是諸葛亮、劉備一類的文角兒；隻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榮一箭從椅子上射倒下去，這算是我最活潑的玩藝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