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雖小,可以喻大。它凸顯了人生選擇的脈絡,以及今後發展的大體趨勢。

那麼,張學良該屬於哪種類型呢?鑒於他活潑,好動,興趣廣泛,反應靈敏,喜歡與人交往,情緒易於衝動,情感、注意力容易轉移,大致是多血質吧!

年輕時期的張學良,性格特征極其鮮明,屬於情緒型、外向型、獨立型。正直、善良,果敢、豁達,率真、粗獷,人情味濃,重然諾,講信義,勇於任事,敢作敢為。在他的身上,有一種磅礴、噴湧的豪情、俠氣在。那種胸無城府、無遮攔、無保留、“玻璃人”般的坦誠,有時像個小孩子。而另一麵,則不免粗狂,孟浪,輕信,天真,思維簡單,容易衝動,而且,我行我素,不計後果。

他說:

我一生最大的弱點就是輕信。毀也就毀在“輕信”二字上。要是在西安我不輕信蔣介石的諾言,或者多聽一句虎城和周先生的話,今日情形又何至於此!再往前說,九一八事變我也輕信了老蔣,刀槍入庫,不加抵抗,結果成為萬人唾罵的“不抵抗將軍”。1933年3月,老蔣敵不住國人對他失去國土的追究,誘使我獨自承擔責任,結果我又輕信了他,下野出國。他算是抓住我這個弱點了,結果一個跟頭接著一個跟頭。

他說:

我從來不像人家,考慮將來這個事情怎麼地,我不考慮,我就認為這個事我當作,我就做!……孔老夫子的“三思而後行”,對我一點用處也沒有,我是“要幹就幹”,我是個莽撞的軍人,從來就不用“考慮”這個字眼。

他有一種將生命置之度外的自我犧牲精神,為了得償夙願,絕不顧惜一切,包括財產、地位、權力、榮譽,直至寶貴的生命。他有一句口頭禪:“死有什麼了不得的?無非是搬個家罷了!”他崇拜英烈,看重名節,有著堅定的信念。

當被囚十年屆滿之日,種種跡象表明,如果他能按照蔣介石的要求,對發動西安事變低頭認“罪”,違心地承認是上了共產黨的當,就有獲釋的可能。但他堅持真理,不講假話,絕不肯以出賣人格做政治交易。“我張學良從來不說謊,從不做對曆史不負責任的事!”“如果為了自由,無原則地接受三個條件,我還是張學良嗎?”自由誠可貴,名節價更高。張學良渴望自由,卻不肯犧牲名節而乞憐於蔣介石。結果,又被監禁了四十四年。

這使人想到了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由於觸犯了雅典人的宗教、倫理觀念,陪審法院要對他判刑。按照當時的法律,他可以向法官表白願意接受一筆罰金,或者請求輕判,處以放逐。可是,他拒絕那樣做,因為那樣就意味著承認了自己有罪。這種堅定信念、剛直不阿的態度,被認為觸犯了法院的尊嚴。許多陪審員被激怒了,紛紛投票判他以死刑。對此,蘇格拉底有個表態發言,說:

我所缺的不是辭令,缺的是厚顏無恥和不肯說你們最愛聽的話。你們或許喜歡我哭哭啼啼,說許多可憐話,做許多可憐狀。我認為不值得我這樣說、這樣做,而在他人卻是你們所慣聞習見的。

舍生取義、寧死不屈的個性,就這樣決定了蘇格拉底悲劇的命運。

這裏,堅定的信念,閃光的個性,構成了人生的寶貴精神財富,成為人性中最具魅力的東西。縱觀曆史,“死而不亡”的不朽者,代不乏人,而後人對他們的記憶與稱頌,除了輝煌的業績,往往還包含著獨具魅力的個性。大約長處與短處同樣鮮明的人,其風格與個性便昭然可見。張學良是其中的一個顯例。

“背著基督進孔廟”

張學良的多彩多姿、不同凡響的個性,是在其特殊的家庭環境、文化背景、人生閱曆諸多因素的交融互彙、激蕩衝突、揉搓塑抹中形成的。

他出生於一個富於傳奇色彩的軍閥家庭。父親張作霖由一個落草剪徑的“胡子頭”,像變魔術一般迅速擴充實力,通過騰挪閃轉、縱橫捭闔,最後成為名副其實的“東北王”,直至登上北洋軍閥最高元首的寶座。從青少年時期開始,張學良就把父親奉為心中的偶像,看作綠林豪傑、英雄好漢。他從乃父那裏,不僅接過了權勢、地位、財富和名譽,承襲了優越、舒適的生活環境,還有自尊自信、獨斷專行、爭強賭勝、勇於冒險的氣質與性格。而活躍在他的周圍、與他密切接觸的其他一些領兵頭目,除了郭鬆齡等少數進步人士,也多是一些說幹就幹、目無王法、“指天誓日”、渾身充滿匪氣的草莽之徒。

晚年他曾說過,他一生中有兩個長官,一個是他父親,一個是蔣介石,這兩個人對他一生的影響最大。如果說,蔣介石是導致他後半生成敗、榮辱的關鍵角色;那麼,他的父親則是在他的早年個性形成的關鍵階段起到了主導作用。他父親的一番話,使他刻骨銘心,終生不忘:

你要想當軍人,就要把腦袋拉下來拴在褲腰帶上。雖然不一定被打死,但也許被長官處死。要幹,要當軍人,你就要把“死”字扔開。所以,在我腦子裏,一直沒有這個“死”字。

家庭環境之外,文化背景對於一個人性格的形成,也是至關重要的。它主要表現為一定文化環境影響下的價值觀念、道德規範、思維方式與行為模式。瑞士心理學家榮格有一句十分警辟的話:一切文化都會沉澱為人格。從六歲起,張學良就被送進家塾,係統學習儒家經典,先後就教於東北地區享有盛譽的崔明耀、金梁、白永貞等碩學宿儒。中國古代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包括“孝悌忠信”、“三綱五常”等封建倫理道德,自小就深深地印在他的腦海裏,對他的文化人格的塑造影響深遠。當年郭鬆齡起兵反奉,曾以擁戴少帥為號召,敦請他“取老帥而代之”,重整東北政局;而他的回答則是:“惟良對於朋友之義尚不能背,安肯見利忘義,背叛予父!”“良雖萬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說明封建倫理觀念在他的頭腦中還是十分牢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