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獨自去了醫生辦公室詢問，回來時坐在床頭一件件盤算：“你爸爸是一家人的依靠，他不能捐。弟弟還沒有成家，也不能捐。但是沒關係，媽媽可以捐給你！”她含著笑注視我，伸手理了理我額頭邊的亂發，“等湊夠錢，我們就去配型，早點做手術。”
可是錢從哪兒來，十幾萬的手術費對一對年近半百的農民夫婦來說，不啻一個天文數字。
更何況那時，我的醫藥費一點都不能報銷，全部自費。
我的戶口剛剛從大學所在地遷回，沒來得及買醫保，無法享受家鄉的報銷政策，所有治療費用都隻能自己承擔。一次透析費用是550，每周兩次，加上吃的藥和檢查，每個月的費用是6000左右。不到兩個月，家裏的存款便空空如也。
有人給媽媽出主意：“你女兒是大學生，剛剛畢業就得這個病，可以上電視啊！”她匆匆跑回來病房告訴我這條活路，我冷冷看她一眼：“你要是敢去，我就馬上死在你麵前！”
我的專業是新聞學，在報社和電視台都待過。看過太多冷暖人生，我無法在大眾麵前顯示命運的悲慘，以此來獲得可憐的生存籌碼。可是再怎麼隱瞞，大部分同學還是通過口口相傳知道了我的病情，他們的愛心捐贈一點點彙聚過來，透析費用暫時有了著落。
可是明天該怎麼辦？我毫無方向，隻是機械地輾轉於家和醫院之間。這個精彩的世界，看起來卻到處都灰蒙蒙的。我能想到的隻是混吃等死，活一天算一天。
3. 一定還有別的辦法
第一年，我每次去透析都有媽媽陪著。
從我家到人民醫院，有半小時車程。我們一大早就出門坐上開往縣城的小巴，到了城裏吃午飯，她給我買10塊錢的快餐，自己吃5元的，隻有兩個素菜。
在我透析的那四個小時裏，她拿著我的所有病曆和各種證明材料跑了一個又一個地方，民政局、婦聯、紅十字會……目標隻有一個，湊夠腎移植手術的費用。我不知道她受了多少委屈、看了多少臉色，才把我們的求助信息一層層遞了上去。
反正最後，縣裏的領導們都知道我了，甚至想起了多年前我曾在縣文聯雜誌上發表過的文章。然後，各種救助政策都降臨到了我身上。雖然這在十幾萬的手術費用麵前隻是杯水車薪，但有了保障，爸媽決定馬上帶我去配型。
那天，我和媽媽是坐火車去昆明的。12月，最冷的時候，媽媽用大衣緊緊裹著我，我的手冰涼，內心卻翻騰得厲害。
之前媽媽已經查過血型，和我一樣，都是O型。我知道血型相同的母女配型成功率可以高達90%，但我很恐慌。坐在火車上聽著單調的鐵軌撞擊聲，忽然難過得想哭。我害怕配型成功，怕媽媽真的要割一顆腎給我，那是我無法承受的生命之重。雖然，她是我的母親。
她獨自去了醫生辦公室詢問，回來時坐在床頭一件件盤算：“你爸爸是一家人的依靠，他不能捐。弟弟還沒有成家，也不能捐。但是沒關係，媽媽可以捐給你！”她含著笑注視我，伸手理了理我額頭邊的亂發，“等湊夠錢，我們就去配型，早點做手術。”
可是錢從哪兒來，十幾萬的手術費對一對年近半百的農民夫婦來說，不啻一個天文數字。
更何況那時，我的醫藥費一點都不能報銷，全部自費。
我的戶口剛剛從大學所在地遷回，沒來得及買醫保，無法享受家鄉的報銷政策，所有治療費用都隻能自己承擔。一次透析費用是550，每周兩次，加上吃的藥和檢查，每個月的費用是6000左右。不到兩個月，家裏的存款便空空如也。
有人給媽媽出主意：“你女兒是大學生，剛剛畢業就得這個病，可以上電視啊！”她匆匆跑回來病房告訴我這條活路，我冷冷看她一眼：“你要是敢去，我就馬上死在你麵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