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專業是新聞學，在報社和電視台都待過。看過太多冷暖人生，我無法在大眾麵前顯示命運的悲慘，以此來獲得可憐的生存籌碼。可是再怎麼隱瞞，大部分同學還是通過口口相傳知道了我的病情，他們的愛心捐贈一點點彙聚過來，透析費用暫時有了著落。
可是明天該怎麼辦？我毫無方向，隻是機械地輾轉於家和醫院之間。這個精彩的世界，看起來卻到處都灰蒙蒙的。我能想到的隻是混吃等死，活一天算一天。
3. 一定還有別的辦法
第一年，我每次去透析都有媽媽陪著。
從我家到人民醫院，有半小時車程。我們一大早就出門坐上開往縣城的小巴，到了城裏吃午飯，她給我買10塊錢的快餐，自己吃5元的，隻有兩個素菜。
在我透析的那四個小時裏，她拿著我的所有病曆和各種證明材料跑了一個又一個地方，民政局、婦聯、紅十字會……目標隻有一個，湊夠腎移植手術的費用。我不知道她受了多少委屈、看了多少臉色，才把我們的求助信息一層層遞了上去。
反正最後，縣裏的領導們都知道我了，甚至想起了多年前我曾在縣文聯雜誌上發表過的文章。然後，各種救助政策都降臨到了我身上。雖然這在十幾萬的手術費用麵前隻是杯水車薪，但有了保障，爸媽決定馬上帶我去配型。
那天，我和媽媽是坐火車去昆明的。12月，最冷的時候，媽媽用大衣緊緊裹著我，我的手冰涼，內心卻翻騰得厲害。
之前媽媽已經查過血型，和我一樣，都是O型。我知道血型相同的母女配型成功率可以高達90%，但我很恐慌。坐在火車上聽著單調的鐵軌撞擊聲，忽然難過得想哭。我害怕配型成功，怕媽媽真的要割一顆腎給我，那是我無法承受的生命之重。雖然，她是我的母親。
我們在雲大醫院對麵的小旅館住下，40塊一晚，夜裏透風。所有的毛衣外套都蓋在了身上，她摟著我沉默不語，隻有窗外呼呼的風聲一陣陣刮在心上。
在昆明待了四天，查了各種項目，醫生得出的結論卻是媽媽並不適合作為供體，因為她的腎功能已經不算太好，捐出一個腎髒對她來說將是致命的損傷。我暗暗鬆了一口氣，她卻黯然神傷，帶著我回小旅館收拾東西，但嘴裏一直念叨著一定還有別的辦法，一定可以治好。
4. 我再次撿回一條命
我的配型資料被寄到全國各地的同學手裏，他們幫我在各大醫院排隊，等待那個幾乎不太可能出現的希望。
爸爸忙著跑車賺錢，媽媽則找了一個在大棚裏幹活的工作，每天清晨5點就出門，晚上7點回家。草草扒幾口飯，再頂著月光去給自家的田地拔草、施肥、澆水。父母開始夜以繼日地掙錢以備不時之需，他們都以驚人的速度飛快瘦下去。
我不能多喝水，因為心衰常常睡不著，希望在日複一日的傷痛裏磨光。我越來越黑，瘦得皮包骨頭。貧血、高尿酸、心髒腫大，並發症接二連三地出現。大部分時候，我都病懨懨坐在陽台上發呆曬太陽，一天天的日子不過混吃等死。失去活著的信念，身體似乎也在逐漸失去支撐。到了2014年春天，我竟得了嚴重的肺感染。送到醫院時，高燒40度，胸腔深度積液，整夜咳嗽無法入睡，昏昏沉沉。
入院、輸液、透析、插管排水……大把大把的現金交進去，可是前前後後十多天，依舊不見半點好轉的跡象。
我以為活不了了，精神好點的時候，開始有意識地交代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