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前放在兩束鮮花，那個白人顯得有些激動，扶著墓碑不知道在跟他說什麼，而他則聽得聚精會神，時不時的還點點頭。
“揚-約瑟夫，章先生的助理，二位請隨我來。”
“謝謝，”艾伯特放緩腳步，刻意讓老板走在前麵，便低聲問道：“約瑟夫先生，章先生祭奠的是誰？”
直到昨天下午，揚-約瑟夫才知道這裏葬著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他低聲介紹道：“約翰-拉貝，1931至1938年曾擔任貴公司駐中國NJ的代表，在中國生活了近三十年，與中國人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由於種種原因，拉貝先生的事跡不僅絕大數中國人不知道，連絕大數德國人都一無所知。馮必倫同樣如此，曆史上那麼多雇員，誰知道拉貝是誰？
更何況對東門子公司而言，那是一段很不光彩的曆史。
不僅曾秘密資助過納粹黨，希特勒上台後，特別是戰爭期間，東門子的規模甚至迅速擴大，興建起更多工廠，並參與了德國經濟的“納粹化”。
從1938年起，東門子就在公司內部實施種族政策，將猶太工人同德國工人隔離開來。之後，由於戰爭爆發，勞動力匱乏使東門子領導層頗為頭疼，於是竟把目光投向了集中營。
到20世紀40年代，東門子逐漸在一些臭名昭著的集中營及周邊地區建造工廠。不少集中營工人上午為東門子生產電氣設備，下午就在公司建造的毒氣室裏被毒死。據不完全統計，到1944年，東門子的20多萬雇員中，超過15萬是集中營在押犯人。
而高級管理層則在多種場合稱讚納粹主義，董事會副主席弗裏德裏希-盧尚更是鐵杆納粹分子，1945年希特勒自殺後，也跟著自殺了。
終於見到了總把“投資中國有風險，不投資中國風險更大”掛在嘴邊的人，章程主動伸出右手，沒有進行自我介紹，而是凝重地說道：“墓碑下的約翰-拉貝先生，在1937年日軍NJ大屠殺期間，與十多位外國友人一起，在中國NJ建立了BJ戰時安全區，保護了約25萬中國平民。
1938年返德後，拉貝先生在柏林多次揭露日軍在NJ的暴行，還寫信給當時的德國元首希特勒，希望德國政府出麵向日本施壓，為此他一度遭到蓋世太保的逮捕。二戰結束後，拉貝先生又因他的納粹黨員身份遭到不公正待遇。”
總裁先生，他是貴公司的雇員，作為東門子總裁，我想您一定會為他的人道主義善舉感到驕傲，感到自豪！”
“這……這……這太突然了，我……我……我對此……”
“是的，很像您一樣的德國人對約翰-拉貝先生並不熟悉，但中國人沒有忘記他，昨天NB電氣高級副總裁丹尼爾先生剛與中國江南省政府就此事溝通過，江南省和NJ市政府官員相繼表示要來柏林緬懷拉貝先生，要修繕拉貝先生在NJ的故居，並修建約翰-拉貝紀念館。”
章程鬆開他的手，側身介紹道：“這位是約翰-拉貝先生的孫子，托馬斯-拉貝教授，我們前段時間剛與教授取得聯係，他也是今天上午剛從海德堡大學趕來的。”
一天之內，見到兩位平時隻能在電視上見到的大人物。
更重要的是，在沉浸了幾十年後，中國人還記得祖父，記得他為中國人做過的事，托馬斯-拉貝激動不已，緊握著馮必倫總裁的手道：“我祖父經常說，他在中國生活了很多年，他的兒孫輩很多都在中國出生。基於這種情感，他應該對那些在中國與他打了多年交道，並成為朋友的人負責。
他還說，在中國的日子裏，包括在戰爭時期，中國人民對他一直都很好。也許就是這麼一種人道主義精神和對別人負責的態度，促成了他的舉動。不過，這不僅僅是他一個人，還有17位其他外籍友好人士和他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還回國後中國人民一直沒忘記他，尤其戰爭結束後那段困難的日子，他得到了NJ市民的捐助及當時中國國民政府金錢和糧食的接濟。直到1950年，因中風不幸去世。”
馮必倫豈能不知道這是章程表達善意的一種方式，甚至可以說是送給他的一份厚禮。因為約翰-拉貝的事跡一旦廣為人知，不僅能夠讓東門子的那段黑色曆史多那麼一絲光彩，而且可以借此獲得中國人對東門子的好感，對東門子公司在中國的業務大有幫助。
“教授，真……真……真抱歉，我竟然連鮮花都沒準備。”
“不不不，您能來已經非常難得了。”
托馬斯-拉貝打開公文包，小心翼翼地從包裏取出一本日記，凝重地說道：“在NJ大屠殺期間，我祖父經常奔走各地，試圖阻止日軍施暴。他每天將日軍暴行寫成詳細報告，以此向日本大使館交涉並提出抗議。
這是他當時寫的日記，詳盡記錄了日軍攻陷NJ後對手無寸鐵的中國軍民犯下的暴行。章先生和我都認為這本日記將成為日軍罪行的有力的、不容辯駁的證據。”
看來是假不了，馮必倫重重點了下，欲言又止地問：“教授，那我能為您做點什麼？”
“總裁先生，您誤會我的意思了，我隻是想向您證明那段曆史。至於我祖父的事，我會寫一本書。”
章程回頭看了一眼墓碑，一臉誠懇真摯地說：“教授，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能夠成為第一個讀者。此外，我還想由我的基金會投資拍一部電影，讓更多人知道約翰-拉貝先生的善舉。”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