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前赴日本的學生，也不斷地向國內學生鼓吹留日，湖南留學生發行的《遊學譯編》1903年第6期裏便有一篇文章請鄉中父老派子弟留日。《遊學譯編》的第7期刊登一篇《與同誌書》，指出國家富強的基礎在於教育，麵臨外患的中國的當前急務是提倡留學。
山西省留學生景梅九也為了要吸引同鄉學生留日，請做橫濱領事的山西同鄉向山西省巡撫去信請求，自己也寫信給太原的《晉報》提倡留日。吳玉章等亦有同樣的經驗。
中國人家族觀念強，造成了不少家族同時留日。上述湖南留學生給同鄉長老的信內也鼓吹送五六歲的幼童入幼稚園，可以養成完全的道德。曹汝霖自傳記載他妹妹夫婦與小孩（5歲）一家同時分別在早稻田大學、實踐女學校、幼稚園讀書。掌握福建銀行、福建電氣公司、電話公司的劉氏一族，兄弟5人中有4位在早稻田大學、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求學。方聲洞除了兄長方聲濤之外，其姊及嫂均是留日學生。所以可說是家族中有一個留日學生，便會造成其他家族成員也赴日求學的誘因之一。
此外，維新運動與革命運動分子在舉事失敗後到日本亡命而留下來當學生的例子亦多。
1899年梁啟超在東京創辦高等大同學校，他在湖南時務學堂時代的學生蔡鍔等便前來投奔他。到中國國內鎮壓革命日漸激烈，越來越多革命分子亡命日本。他們聯同其他有誌改革之士，辦雜誌、搞宣傳，又進一步吸引內地要求革命或改革的青年子弟留學日本。
以上看來，學生留日的動機可說是千差萬別，有求個人名利的，亦有為救中國的；而為救國者中，有改良主義者，有革命家，亦有比較腳踏實的例如學習實業科目以備回國後振興實業發展，或是正式進入大學以專心求學問者。“留日學生”一詞的範圍極其廣泛，因此對革命運動的反應的差異甚大，既有少數熱情始終不渝終生獻身革命的人，又有大多數屬於漠不關心，或是先熱後冷等類型之輩。
留日學生的學校生活
留日學生也承認，中國學生無論年齡大小，學曆若幹，抵日初期在日本的學校製度而言是隻有日本小學生程度，因此留日學生在日本的教育一般是以所謂普通學（中學程度）作出發點。
湖南留學生黃尊三提供了一個由普通學出發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標準例子。他於1905年7月1日進入宏文學院（弘文學院），1909年9月明大入學，1912年7月畢業，由東渡日本到大學畢業，費時八載。
周作人在1907年進入法政大學的特別預科。周作人因為在國內已經完成中學課程，所以他選擇特別預科專攻日文及日本史便可足夠準備進大學。事實上他日後考進大學文科，1912年結束6年的留日回國。
已經前赴日本的學生，也不斷地向國內學生鼓吹留日，湖南留學生發行的《遊學譯編》1903年第6期裏便有一篇文章請鄉中父老派子弟留日。《遊學譯編》的第7期刊登一篇《與同誌書》，指出國家富強的基礎在於教育，麵臨外患的中國的當前急務是提倡留學。
山西省留學生景梅九也為了要吸引同鄉學生留日，請做橫濱領事的山西同鄉向山西省巡撫去信請求，自己也寫信給太原的《晉報》提倡留日。吳玉章等亦有同樣的經驗。
中國人家族觀念強，造成了不少家族同時留日。上述湖南留學生給同鄉長老的信內也鼓吹送五六歲的幼童入幼稚園，可以養成完全的道德。曹汝霖自傳記載他妹妹夫婦與小孩（5歲）一家同時分別在早稻田大學、實踐女學校、幼稚園讀書。掌握福建銀行、福建電氣公司、電話公司的劉氏一族，兄弟5人中有4位在早稻田大學、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求學。方聲洞除了兄長方聲濤之外，其姊及嫂均是留日學生。所以可說是家族中有一個留日學生，便會造成其他家族成員也赴日求學的誘因之一。
此外，維新運動與革命運動分子在舉事失敗後到日本亡命而留下來當學生的例子亦多。
1899年梁啟超在東京創辦高等大同學校，他在湖南時務學堂時代的學生蔡鍔等便前來投奔他。到中國國內鎮壓革命日漸激烈，越來越多革命分子亡命日本。他們聯同其他有誌改革之士，辦雜誌、搞宣傳，又進一步吸引內地要求革命或改革的青年子弟留學日本。
以上看來，學生留日的動機可說是千差萬別，有求個人名利的，亦有為救中國的；而為救國者中，有改良主義者，有革命家，亦有比較腳踏實的例如學習實業科目以備回國後振興實業發展，或是正式進入大學以專心求學問者。“留日學生”一詞的範圍極其廣泛，因此對革命運動的反應的差異甚大，既有少數熱情始終不渝終生獻身革命的人，又有大多數屬於漠不關心，或是先熱後冷等類型之輩。
留日學生的學校生活
留日學生也承認，中國學生無論年齡大小，學曆若幹，抵日初期在日本的學校製度而言是隻有日本小學生程度，因此留日學生在日本的教育一般是以所謂普通學（中學程度）作出發點。
湖南留學生黃尊三提供了一個由普通學出發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標準例子。他於1905年7月1日進入宏文學院（弘文學院），1909年9月明大入學，1912年7月畢業，由東渡日本到大學畢業，費時八載。
周作人在1907年進入法政大學的特別預科。周作人因為在國內已經完成中學課程，所以他選擇特別預科專攻日文及日本史便可足夠準備進大學。事實上他日後考進大學文科，1912年結束6年的留日回國。
進入官立學校的留學生也需要在預科補習後方能升上正式課堂。大學堂留學生景梅九於1903年被派留學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由於學曆不足，先要在預科補日文、英語、數學。他於1908年畢業，費時5年，即是在預科讀了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