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的失敗，譚嗣同等人的流血，湖南新政的慘遭摧殘，使這個龐雜的改良派隊伍本身起了巨大分化。它的右翼不是被嚇得一蹶不振從此消極（如陳寶箴父子可為代表），便是頑固堅守原有主張寸步不前，這些人大都是有了一官半職的封建官僚或名流士大夫，代表著開明地主和上層資產階級（亦官亦商）的利益。原來追隨在改良派旗幟下的下層和左翼，情況卻有了重要變化。其中大多是年青的一代，即剛剛接受改良主義啟蒙洗禮，在90年代變法維新運動高潮中成長崛起的一代，也就是當時梁啟超描述過的，“湖南民智驟開，士氣大昌……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愛國相砥礪，以救亡為己任，其英俊沈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歲之間，無科第，無官階，聲名未顯著者，而其數不可算計”。最後這一特征是很重要的，它說明與“強學會”、“保國會”等以名流、官僚、士大夫為主體的上層改良派組織很不相同，在變法運動思潮的高潮中，湧現了一大批年青的，可說是近代中國第一批學生知識分子（其中大部分後來都去日本留學了），他們與有功名爵祿的傳統封建士大夫有了質的區別，這也就是章太炎後來所說的，“今革命者則異是，大抵年少不為祿仕者”。這些人在戊戌後並沒悲觀消極，也未停步不前，思想上在尋找新的出路，醞釀著新的變化。然而，這種新的出路和變化都隻有通過現實的教訓，才可能獲得成熟。
自立軍運動就是這樣一次教訓。
人所周知，自立軍的實際領袖是譚嗣同的死生摯友唐才常。唐的哲學觀點和社會政治思想和譚完全一致，不同的是家庭出身、社會地位比譚嗣同等人要低得多，與下層會黨的聯係也多一些。譚嗣同絕命詩說：“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寄希望於一文一武。據梁啟超的解釋，文是指康有為，武是指大刀王五。這和譚嗣同說袁世凱實行宮廷政變一樣，象征性地表現了既希望和平改良又不得不訴諸武力流血這種深刻的思想政治矛盾。唐才常恰好以自己的現實活動外化了譚嗣同思想的這種內在矛盾，並不是康有為，也不是王五，而是唐才帶，成了譚嗣同上述思想遺囑的忠實執行者。
在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清政府搖搖欲墜的時局關頭，唐才常一方麵與孫中山、畢永年取得聯係，準備武裝起義；一方麵又仍然與康有為、梁啟超以至文廷式等保持聯絡，並推請這些改良派名流，包括容閎、嚴複，做名義上的領袖。在綱領上，一方麵提出“創造新自立國”，“不認滿清政府”，“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等反滿革命主張；另一方麵卻又倡言“君臣之義，如何能廢”，“請光緒皇帝複辟”等改良口號。在組織上，一方麵以上述下層知識分子和會黨力量作骨幹、主力，另一方麵又寄希望和幻想於地方軍閥張之洞。譚嗣同的思想矛盾在這裏竟活生生地呈現為十分現實和具體的政治、組織、軍事上的矛盾兩麵性。如果說，戊戌變法是康有為的思想的現實體現，那麼自立軍運動就正是譚嗣同思想的具體展開。如果說，譚嗣同的思想是改良主義必然讓位於革命民主主義時代動向的重要反映，那麼，唐才常領導的自立軍運動就正是這一必然動向通過現實鬥爭直接表現出來了。
戊戌變法的失敗，譚嗣同等人的流血，湖南新政的慘遭摧殘，使這個龐雜的改良派隊伍本身起了巨大分化。它的右翼不是被嚇得一蹶不振從此消極（如陳寶箴父子可為代表），便是頑固堅守原有主張寸步不前，這些人大都是有了一官半職的封建官僚或名流士大夫，代表著開明地主和上層資產階級（亦官亦商）的利益。原來追隨在改良派旗幟下的下層和左翼，情況卻有了重要變化。其中大多是年青的一代，即剛剛接受改良主義啟蒙洗禮，在90年代變法維新運動高潮中成長崛起的一代，也就是當時梁啟超描述過的，“湖南民智驟開，士氣大昌……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愛國相砥礪，以救亡為己任，其英俊沈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歲之間，無科第，無官階，聲名未顯著者，而其數不可算計”。最後這一特征是很重要的，它說明與“強學會”、“保國會”等以名流、官僚、士大夫為主體的上層改良派組織很不相同，在變法運動思潮的高潮中，湧現了一大批年青的，可說是近代中國第一批學生知識分子（其中大部分後來都去日本留學了），他們與有功名爵祿的傳統封建士大夫有了質的區別，這也就是章太炎後來所說的，“今革命者則異是，大抵年少不為祿仕者”。這些人在戊戌後並沒悲觀消極，也未停步不前，思想上在尋找新的出路，醞釀著新的變化。然而，這種新的出路和變化都隻有通過現實的教訓，才可能獲得成熟。
自立軍運動就是這樣一次教訓。
人所周知，自立軍的實際領袖是譚嗣同的死生摯友唐才常。唐的哲學觀點和社會政治思想和譚完全一致，不同的是家庭出身、社會地位比譚嗣同等人要低得多，與下層會黨的聯係也多一些。譚嗣同絕命詩說：“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寄希望於一文一武。據梁啟超的解釋，文是指康有為，武是指大刀王五。這和譚嗣同說袁世凱實行宮廷政變一樣，象征性地表現了既希望和平改良又不得不訴諸武力流血這種深刻的思想政治矛盾。唐才常恰好以自己的現實活動外化了譚嗣同思想的這種內在矛盾，並不是康有為，也不是王五，而是唐才帶，成了譚嗣同上述思想遺囑的忠實執行者。
在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清政府搖搖欲墜的時局關頭，唐才常一方麵與孫中山、畢永年取得聯係，準備武裝起義；一方麵又仍然與康有為、梁啟超以至文廷式等保持聯絡，並推請這些改良派名流，包括容閎、嚴複，做名義上的領袖。在綱領上，一方麵提出“創造新自立國”，“不認滿清政府”，“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等反滿革命主張；另一方麵卻又倡言“君臣之義，如何能廢”，“請光緒皇帝複辟”等改良口號。在組織上，一方麵以上述下層知識分子和會黨力量作骨幹、主力，另一方麵又寄希望和幻想於地方軍閥張之洞。譚嗣同的思想矛盾在這裏竟活生生地呈現為十分現實和具體的政治、組織、軍事上的矛盾兩麵性。如果說，戊戌變法是康有為的思想的現實體現，那麼自立軍運動就正是譚嗣同思想的具體展開。如果說，譚嗣同的思想是改良主義必然讓位於革命民主主義時代動向的重要反映，那麼，唐才常領導的自立軍運動就正是這一必然動向通過現實鬥爭直接表現出來了。
結果當然悲慘至極。地方軍閥不過是滿清中央政權的走狗，自立軍大批領導骨幹（大多是當年改良派左翼下層成員，如湖南時務學堂的學生）二百餘人被殺。《革命逸史·興中會時期之革命同誌》中注明是自立軍組織的凡五十餘人，並說，“以上李英等二百數十人，均被派在湘省各縣發難，與唐才常等先後被逮，為湘撫俞廉三所殺”。其中如林圭、李炳寰、田邦璿、蔡忠浩等，便都是當年湖南時務學堂的高才生。張之洞在殺唐才常等人後曾發布一篇所謂“勸誡”大文，其中說，“……起事之人，率皆文弱書生……卿本佳人，何為從賊？……思之而不得其解也”，知識分子為了救國維新居然會和下層會黨（張之洞心目中之“賊”）連在一起搞武裝起義，這對清朝統治者是件新鮮事情；對這些文弱書生來說，他們被屠殺、被鎮壓，則是使他們擺脫改良主義道路的根本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