狀元而外，其他級別的紳士由科舉仕途轉到工商界的，更是不乏其例。如企業範圍涉及紡織、麵粉、皮革、玻璃、肥皂、農林等眾多行業的江蘇大紳商沈雲沛，為進士出身。上海商務總會首任總理、上海通商銀行總董嚴信厚，曾“由貢生入李鴻章幕”，後又出資捐了候補道，並由李鴻章委派長蘆鹽務督銷、天津鹽務幫辦等職。福建閩縣人陳璧，“光緒三年進士，授內閣中書”，以後曾“開辦工藝局，興工業，設織紡局，教女工”。1905年，廣東瓊州府紳士曾聯合籌議組織輪船公司，“以維利權而維商務”。從這些事例不難看出，士紳經商營工已不再單純是偶發的逐利或趕時髦，而已經彙聚成一股潮流，蘊涵了某種新的社會意義。
再看紳商合流的另一主要渠道：商→紳。
商人之躋於紳士階層，似乎有兩條道路可走：直接參加科舉考試或通過捐納。但在實際生活中，由於科舉考試資格的種種限製和長期占統治地位的賤商風氣，商人能由正途而上的，實屬罕見。因此，除偶爾的恩賜獎賞外，捐納幾乎成為商人向紳士階層登進的唯一階梯。
導源於漢代納粟拜爵的捐納製度，實係封建國家的一項賣官製度。到清朝雍正年間，捐納始成為國家的一項經常收入，一般占財政收入總額的30％左右。迄於晚清，國家財政短絀達於極點，賣官鬻爵的情形更趨泛濫。1862年，禦史裘德俊上疏朝廷，指出：“近來捐例頻開，流品幾可問，吏治因以廢弛……臣愚以為急宜察禁者，莫如商人捐官為最要。”
清末紳商中，絕大多數都是順著捐納惡潮湧進紳士行列的。典型有如“麵粉大王”榮宗敬，雖其父曾教誡他“小官得資不正，不堪供父母，大官無本事做”，但他仍於18歲那年捐了監生。多財善賈的漢口巨商宋煒臣亦不惜花費巨款聯絡官府，並捐得候補道官銜，後又獲二品頂戴，“亦官亦商”，聲望大增。上海大紳商曾鑄，也是因“曆年各處水災，慨捐巨款”，故“疊獎一品封典花翎候補道”，無異於變相捐納。19世紀，一大批鹽商、廣東行商及山西票號商也都是通過捐納或捐輸而混跡紳士階層。如著名廣東行商伍氏家族就是通過賄賂、捐輸和報效，同清廷和地方官府建立了密切聯係，又通過捐納和鑽營，獲得大量的官銜、封蔭及官職。另根據對蘇州商務總會第三屆共73名紳商的功名、職銜來源情況的考察，15.06％係經由科舉，84.93％則來自捐納。同蘇州相比較，全國其他各地的情況可能有程度的不同，但捐納為紳商形成的主要途徑當屬無疑。晚清商人之所以紛紛解囊捐納，一方麵是出於對紳士享有的社會特權的豔羨，多少也想分潤一點。另一方麵則是商人企圖借助於紳士這塊招牌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保護自己的經商營工活動。
狀元而外，其他級別的紳士由科舉仕途轉到工商界的，更是不乏其例。如企業範圍涉及紡織、麵粉、皮革、玻璃、肥皂、農林等眾多行業的江蘇大紳商沈雲沛，為進士出身。上海商務總會首任總理、上海通商銀行總董嚴信厚，曾“由貢生入李鴻章幕”，後又出資捐了候補道，並由李鴻章委派長蘆鹽務督銷、天津鹽務幫辦等職。福建閩縣人陳璧，“光緒三年進士，授內閣中書”，以後曾“開辦工藝局，興工業，設織紡局，教女工”。1905年，廣東瓊州府紳士曾聯合籌議組織輪船公司，“以維利權而維商務”。從這些事例不難看出，士紳經商營工已不再單純是偶發的逐利或趕時髦，而已經彙聚成一股潮流，蘊涵了某種新的社會意義。
再看紳商合流的另一主要渠道：商→紳。
商人之躋於紳士階層，似乎有兩條道路可走：直接參加科舉考試或通過捐納。但在實際生活中，由於科舉考試資格的種種限製和長期占統治地位的賤商風氣，商人能由正途而上的，實屬罕見。因此，除偶爾的恩賜獎賞外，捐納幾乎成為商人向紳士階層登進的唯一階梯。
導源於漢代納粟拜爵的捐納製度，實係封建國家的一項賣官製度。到清朝雍正年間，捐納始成為國家的一項經常收入，一般占財政收入總額的30％左右。迄於晚清，國家財政短絀達於極點，賣官鬻爵的情形更趨泛濫。1862年，禦史裘德俊上疏朝廷，指出：“近來捐例頻開，流品幾可問，吏治因以廢弛……臣愚以為急宜察禁者，莫如商人捐官為最要。”
清末紳商中，絕大多數都是順著捐納惡潮湧進紳士行列的。典型有如“麵粉大王”榮宗敬，雖其父曾教誡他“小官得資不正，不堪供父母，大官無本事做”，但他仍於18歲那年捐了監生。多財善賈的漢口巨商宋煒臣亦不惜花費巨款聯絡官府，並捐得候補道官銜，後又獲二品頂戴，“亦官亦商”，聲望大增。上海大紳商曾鑄，也是因“曆年各處水災，慨捐巨款”，故“疊獎一品封典花翎候補道”，無異於變相捐納。19世紀，一大批鹽商、廣東行商及山西票號商也都是通過捐納或捐輸而混跡紳士階層。如著名廣東行商伍氏家族就是通過賄賂、捐輸和報效，同清廷和地方官府建立了密切聯係，又通過捐納和鑽營，獲得大量的官銜、封蔭及官職。另根據對蘇州商務總會第三屆共73名紳商的功名、職銜來源情況的考察，15.06％係經由科舉，84.93％則來自捐納。同蘇州相比較，全國其他各地的情況可能有程度的不同，但捐納為紳商形成的主要途徑當屬無疑。晚清商人之所以紛紛解囊捐納，一方麵是出於對紳士享有的社會特權的豔羨，多少也想分潤一點。另一方麵則是商人企圖借助於紳士這塊招牌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保護自己的經商營工活動。
紳與商加速滲透、合流的結果，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年形成了一個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相適應的特殊過渡性階層——紳商階層。這個階層具有相對一致的經濟和政治特征——既從事工商實業活動，又同時享有封建功名、職銜；既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又擁有相當的財力，成為大中城市乃至部分鄉鎮中最有權勢的在野階層。當時清朝官方文獻中，一般稱這批人為“職商”，即有功名或職銜的商人。而使用“紳商”這個詞時，多指“紳士和商人”，是一個複合概念。但偶爾也用單指性的“該紳商”之類的稱謂。這表明當時紳與商融合的事實，已在人們觀念中得以反映。由日人撰寫的《中國經濟全書》中記載：“紳商，此中國亦有相當之官階，或至為官為商，竟不能顯為區別，常表麵供職於官府，而裏麵則經營商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