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窮凶極惡的搜刮，在這個時期內，我們需要特別提到的，是那筆4億5000萬兩（連利息在內約計9億8000餘萬兩）的“庚子大賠款”，以及各地方教堂借機勒索的所謂“教案賠償”。如江西省除去每年應負擔“大賠款”攤派的二百餘萬兩外，還負擔地方“賠款，約計修教堂者六十萬兩有奇，恤教民者二十萬兩有奇，均立定限期過交”。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記名總署章京內閣中書許枋曾談到直隸的情況：“順直各州縣焚毀教堂、戕害教民地方，經督臣飭令民間捐款賠償，共派銀一千餘萬兩”，加以“差役裏胥之需索騷擾，刁紳劣董之抑勒侵吞”，“一家輒派至數千金數百金”。這個負擔無疑是十分苛重的，許枋在這個奏折中曾不得不感慨地說：“似此巨款，即使民力全盛，亦屬不支，況迭經災亂之餘，更何從出。”“大賠款”和“地方賠款”是帝國主義強加在中國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鎖。
賠款苛派，本就已使“民不堪命”，1901年以後，清政府為穩定和加強其反動統治，並取悅於帝國主義，聲稱要實行“維新”、“立憲”，於是又借舉辦所謂“新政”，大肆對人民進行敲骨吸髓的榨取。廣西“各守令……有借辦團為名，抽收團穀較正賦多至數倍者，抽收擔捐、灶捐盈千累萬盡入私囊者”。江蘇的牙稅，竟然“驟加十倍”。而河南長葛縣的苛派勒索，更是一個鮮明的事例，“長葛地瘠民貧，知縣江湘到任以來，橫征暴斂。如稅契原係八分加至十二分六厘，上號費每次原係五十文加至一百文，糧票費每紙原係三文加至八文，呈詞費每次原係一百五十文加至三百文，戲捐每台原係二千四百文加至三千四百文，陳公祠公產及隆山書院每畝課租原係六百文加至九百文，酒捐每家每月原係三百五十文加至八百文，並繳酒百斤，煙稅每家每月原係一千六百文加至二千四百文，並繳煙三百斤，十二保之產行每月每保捐錢四十千文。層層剝削，外托舉辦新政之名，其實盡飽私囊。”捐上加捐，稅上加稅，名目繁多，不勝枚舉。這種情況，在少數民族地區，也不例外。如熱河省東土默特蒙旗農民套爾套，在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907年2月3日）早，用車拉運穀子二石五鬥，赴才裏營子分局繳稅，因局門未開，即赴集將穀出售，經稅書盛德化、巡役王洪升查知，將其扭往稅局，勒罰車錢一百千文。三十三年五月初三日（1907年6月13日），趙供山之子赴集買布七尺，道經才裏營子稅局，被盛德化瞥見索稅，趙子因無錢納稅，隻得撕給盛德化布一尺八寸。才裏營子“分局罰辦漏稅至二十倍以上……且稅亦繁苛，雖零星尺布遽索稅錢”。這樣的橫征暴斂，不能不迫使“蒙民交怨”。
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窮凶極惡的搜刮，在這個時期內，我們需要特別提到的，是那筆4億5000萬兩（連利息在內約計9億8000餘萬兩）的“庚子大賠款”，以及各地方教堂借機勒索的所謂“教案賠償”。如江西省除去每年應負擔“大賠款”攤派的二百餘萬兩外，還負擔地方“賠款，約計修教堂者六十萬兩有奇，恤教民者二十萬兩有奇，均立定限期過交”。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記名總署章京內閣中書許枋曾談到直隸的情況：“順直各州縣焚毀教堂、戕害教民地方，經督臣飭令民間捐款賠償，共派銀一千餘萬兩”，加以“差役裏胥之需索騷擾，刁紳劣董之抑勒侵吞”，“一家輒派至數千金數百金”。這個負擔無疑是十分苛重的，許枋在這個奏折中曾不得不感慨地說：“似此巨款，即使民力全盛，亦屬不支，況迭經災亂之餘，更何從出。”“大賠款”和“地方賠款”是帝國主義強加在中國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鎖。
賠款苛派，本就已使“民不堪命”，1901年以後，清政府為穩定和加強其反動統治，並取悅於帝國主義，聲稱要實行“維新”、“立憲”，於是又借舉辦所謂“新政”，大肆對人民進行敲骨吸髓的榨取。廣西“各守令……有借辦團為名，抽收團穀較正賦多至數倍者，抽收擔捐、灶捐盈千累萬盡入私囊者”。江蘇的牙稅，竟然“驟加十倍”。而河南長葛縣的苛派勒索，更是一個鮮明的事例，“長葛地瘠民貧，知縣江湘到任以來，橫征暴斂。如稅契原係八分加至十二分六厘，上號費每次原係五十文加至一百文，糧票費每紙原係三文加至八文，呈詞費每次原係一百五十文加至三百文，戲捐每台原係二千四百文加至三千四百文，陳公祠公產及隆山書院每畝課租原係六百文加至九百文，酒捐每家每月原係三百五十文加至八百文，並繳酒百斤，煙稅每家每月原係一千六百文加至二千四百文，並繳煙三百斤，十二保之產行每月每保捐錢四十千文。層層剝削，外托舉辦新政之名，其實盡飽私囊。”捐上加捐，稅上加稅，名目繁多，不勝枚舉。這種情況，在少數民族地區，也不例外。如熱河省東土默特蒙旗農民套爾套，在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907年2月3日）早，用車拉運穀子二石五鬥，赴才裏營子分局繳稅，因局門未開，即赴集將穀出售，經稅書盛德化、巡役王洪升查知，將其扭往稅局，勒罰車錢一百千文。三十三年五月初三日（1907年6月13日），趙供山之子赴集買布七尺，道經才裏營子稅局，被盛德化瞥見索稅，趙子因無錢納稅，隻得撕給盛德化布一尺八寸。才裏營子“分局罰辦漏稅至二十倍以上……且稅亦繁苛，雖零星尺布遽索稅錢”。這樣的橫征暴斂，不能不迫使“蒙民交怨”。
帝國主義和清政府對中國人民的殘酷壓榨，以致水利不興，各地旱澇連年，田園荒蕪，“糧禾價騰”。如四川在1901、1902年（光緒二十七、二十八年）發生連續兩年的旱災，栽秧插苗“不及十分之二”，貪官奸商乘機囤積操縱，因此“米價陡貴，石米漲至十金以外”。江淮一帶“米斤值七八十文，麵斤值百數十文”，當地老人都說鹹豐初年大饑也沒有這樣重價，這樣人民就更沒法活下去了。於是湖南、四川、山東等省都出現了“流民滿道，饑寒亡命”的嚴重情況；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江北水災奇重，各處災民無慮數十萬”，“淮揚裏下河流民近百萬”；1911年（宣統三年）“自江皖阻饑，流民入滕、嶧者不下數萬口”。由於饑寒流離而造成大量死亡的現象，是十分驚人的，如1911年“豫東歸德府……永、夏各縣連遭荒歉，百姓流離，死亡已不下十餘萬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