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夏間，在東京的革命黨人，討論將來發難地點問題，楊時傑“力持非武漢不可，曆舉優點以證”。秋間，他回到武漢，訪問革命黨人楊玉如時說：“這幾年孫總理、黃克強等專在沿海幾省，靠幾處會黨，攜少數器械，東突西擊，總是難達到目的。我們長江的黨人都想從腹地著手。尤其是我們湖北人，就想在湖北幹起來。”楊玉如說：“我們湖北居長江形勝，有槍炮廠，有官錢局，餉充械足，新軍的知識又高，易受運動。”
同盟會的骨幹分子譚人鳳（石屏），在1907年12月的鎮南關起義、1908年4月的雲南河口起義及1910年2月的廣州新軍起義中，他都曾前往參戰。但都是高興而去，敗興而歸。他深深地認識到，“廣州非用武地”，“天下事斷非珠江流域所能成”，他“主張長江革命最力”。擔任1910年2月廣州新軍起義指揮的黃興，在給同盟會會員日本人宮崎滔天的信中也說：“這次起義使一部分組織解散了，但主要的組織還健在，以後若人心奮起並有機會再起義的話，要爭取成功。我想在南京和北京兩處謀事，這和在廣東偏僻的一處起義比較，更容易進展。”可見，武裝起義軍事策略的改變，在同盟會中從群眾到領導都有所認識，是有相當基礎的。特別是同盟會的一些領導和骨幹分子，總結了同盟會在南方邊省多次發動武裝起義失敗的教訓，為了把革命繼續推向前進，著手重新部署革命力量，從事軍事策略的轉移工作。
1910年春，同盟會的骨幹分子居正（覺生）、趙聲（伯先）等，先後從南洋來到東京。他們不僅對總部沒有人主持，“形勢頗形渙散”感到惋惜，而且更對總部“俱集中於南部”不滿。許多革命黨人對對此也有些灰心，對前途擔憂。同盟會總部思想渙散，組織鬆懈。譚人鳳在東京奔走各方，以冀重振黨務，並就“改良黨務”問題，於8月間請示孫中山，孫表示同意，答應“可容日約各分會長再議”。數日後，譚人鳳在東京召集川、閩、皖、湘等省部分同盟會員開會，研究方策。宋教仁（鈍初）在會上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為中央革命，聯絡北方軍隊，以東三省對後援，一舉而占北京，然後號令全國，……此策之最善者也；中策在長江流域各省同時大舉，設立政府，然後北伐，此策之次者也；下策在邊隅之地，設秘密機關於外國領地，進據邊隅，以為根據，然後徐圖進取，其地則或東三省，或雲南，或兩廣，此策之又次者也。”經過大家討論，“僉謂上策運動稍難，下策已行之而敗，……故決采用中策。”宋教仁根據同盟會成立時，本有東、西、南、北、中五部名義，南部同盟會已於1909年成立於香港，主張“有組織中部同盟會之必要”，作為開展革命活動，發動武裝起義的策動機關。譚人鳳“力韙其議”。其他與會者也“僉以為然”。因譚人鳳年長，公推他為召集人。不久，譚召集在東京的11省區同盟會分會長，在東京小石區左仲遠（即陳猶龍）寓所開會。宋教仁擬定“從長江結合，以次推行河北為嚴密之組織，期以三年，養豐毛羽，然後實行”的分步做法。趙聲性急，“謂圖大事者，不可過迂緩”。其他與會者“亦鹹謂革命誌在犧牲，非欲收功實於一旦，……故鹹主急進”。最後譚人鳳提出“以事權統一，責任分擔，不限時期為原則”的方案，得到全體的一致讚同，於是中部同盟會由此發端。
1910年夏間，在東京的革命黨人，討論將來發難地點問題，楊時傑“力持非武漢不可，曆舉優點以證”。秋間，他回到武漢，訪問革命黨人楊玉如時說：“這幾年孫總理、黃克強等專在沿海幾省，靠幾處會黨，攜少數器械，東突西擊，總是難達到目的。我們長江的黨人都想從腹地著手。尤其是我們湖北人，就想在湖北幹起來。”楊玉如說：“我們湖北居長江形勝，有槍炮廠，有官錢局，餉充械足，新軍的知識又高，易受運動。”
同盟會的骨幹分子譚人鳳（石屏），在1907年12月的鎮南關起義、1908年4月的雲南河口起義及1910年2月的廣州新軍起義中，他都曾前往參戰。但都是高興而去，敗興而歸。他深深地認識到，“廣州非用武地”，“天下事斷非珠江流域所能成”，他“主張長江革命最力”。擔任1910年2月廣州新軍起義指揮的黃興，在給同盟會會員日本人宮崎滔天的信中也說：“這次起義使一部分組織解散了，但主要的組織還健在，以後若人心奮起並有機會再起義的話，要爭取成功。我想在南京和北京兩處謀事，這和在廣東偏僻的一處起義比較，更容易進展。”可見，武裝起義軍事策略的改變，在同盟會中從群眾到領導都有所認識，是有相當基礎的。特別是同盟會的一些領導和骨幹分子，總結了同盟會在南方邊省多次發動武裝起義失敗的教訓，為了把革命繼續推向前進，著手重新部署革命力量，從事軍事策略的轉移工作。
1910年春，同盟會的骨幹分子居正（覺生）、趙聲（伯先）等，先後從南洋來到東京。他們不僅對總部沒有人主持，“形勢頗形渙散”感到惋惜，而且更對總部“俱集中於南部”不滿。許多革命黨人對對此也有些灰心，對前途擔憂。同盟會總部思想渙散，組織鬆懈。譚人鳳在東京奔走各方，以冀重振黨務，並就“改良黨務”問題，於8月間請示孫中山，孫表示同意，答應“可容日約各分會長再議”。數日後，譚人鳳在東京召集川、閩、皖、湘等省部分同盟會員開會，研究方策。宋教仁（鈍初）在會上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為中央革命，聯絡北方軍隊，以東三省對後援，一舉而占北京，然後號令全國，……此策之最善者也；中策在長江流域各省同時大舉，設立政府，然後北伐，此策之次者也；下策在邊隅之地，設秘密機關於外國領地，進據邊隅，以為根據，然後徐圖進取，其地則或東三省，或雲南，或兩廣，此策之又次者也。”經過大家討論，“僉謂上策運動稍難，下策已行之而敗，……故決采用中策。”宋教仁根據同盟會成立時，本有東、西、南、北、中五部名義，南部同盟會已於1909年成立於香港，主張“有組織中部同盟會之必要”，作為開展革命活動，發動武裝起義的策動機關。譚人鳳“力韙其議”。其他與會者也“僉以為然”。因譚人鳳年長，公推他為召集人。不久，譚召集在東京的11省區同盟會分會長，在東京小石區左仲遠（即陳猶龍）寓所開會。宋教仁擬定“從長江結合，以次推行河北為嚴密之組織，期以三年，養豐毛羽，然後實行”的分步做法。趙聲性急，“謂圖大事者，不可過迂緩”。其他與會者“亦鹹謂革命誌在犧牲，非欲收功實於一旦，……故鹹主急進”。最後譚人鳳提出“以事權統一，責任分擔，不限時期為原則”的方案，得到全體的一致讚同，於是中部同盟會由此發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