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黨勢力固然遍及窮鄉僻壤，但其組織樞紐和最活躍的部分，多在城鎮，特別是商品經濟比較繁榮的水陸碼頭。這些地方謀生的路子廣，五方雜處，混跡其間，呼朋引類，有回旋餘地。所以天地會各派繁衍於東南沿海與長江地區，並隨著華僑的足跡遠布東南亞和太平洋彼岸的美洲。遊牧時代人們逐水草而居，會黨勢力向商品和交通發達的地域伸展，它的背後正深藏著這種經濟原因。可是會黨不是養護和繁榮“水草”，而是藉“水草”的餘潤進行活動，寄生於“水草”。
天地會是基於政治上的抗清要求而產生的，在其開始隻是明末遺臣中的誌士在民間秘密傳播，後來才在社會矛盾和社會病態中枝蔓開來，經濟上的不正當追求和聯係日增。天地會成為經常的秘密組織後，經過長期活動，年年歲歲結納了大量不安定的社會人群。由於這些人群的生活境遇，對“複明”已無切身的感受，對反清也隻是從被壓迫的局部感受中得來，他們日益崇尚會黨的“扶弱抑強”、“助富濟貧”一類俠義行為，以其能為自己、為貧弱爭生存。所以，“患難與共”、“斂錢分用”的互援互助，成為會黨弟兄的行為準則。天地會會規中的“十禁”，主要就是有關互相援助的約章，其中說：“兄弟訴說窮乏而借貸者，不能拒絕，若侮辱，或嚴拒之者，割其兩耳，再拒則再加重。”廣西會黨中的“米飯主”為來投的窮人提供衣食和其他需要，而各人打劫強豪所得則歸堂主支配，更典型地反映了經濟上的互助要求。這決不是偶發的現象，而是會黨長期活動和發展的重要保證，如果沒有這種經濟上的廣泛聯係，單憑政治上的“反清複明”願望，天地會就很難持續達兩百年而又有如此廣闊的天地。這種經濟生活盡管是畸形的，卻吸引了千百萬窮苦無告的人們，對近代中國社會有著深遠的影響。以反清為目標的會黨，在清朝被推翻後之所以仍然潛滋暗長，就是這種畸形的經濟生活為其支撐。
二
會黨日益變為遊民階層的集合體，在中國原有社會組織中構成另一個社會組織，發揮其特有的社會職能。
中國曆史上在封建專製統治的行政係統之外，有兩種社會組織配合封建體製起著管絡社會、維係秩序的作用，這就是以血緣為紐帶的家族組織和以工商業為基礎的行會組織（在通都大邑中並多與同鄉公所、會館相結合）。二者均有濃厚的地區性，前者主要在農村，後者主要在城鎮，並在各自的地區自然組合；二者都與社會經濟緊密地聯結，來源於手工業和商業的行會組織固然不用說，就是家族組織也是以一家一戶的農業生產為基礎的。二者又都是以自然經濟為基礎構成的城鄉社會組織。由於中國社會內部的變化，會黨的形成和發展，自乾隆、嘉慶以後越來越與家族、行會兩種社會組織有鼎峙之勢，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它不但不受封建行政係統的限製；也不受家族與行會組織的約束，可以稱得上是家族與行會組織之外的第三社會組織。
會黨勢力固然遍及窮鄉僻壤，但其組織樞紐和最活躍的部分，多在城鎮，特別是商品經濟比較繁榮的水陸碼頭。這些地方謀生的路子廣，五方雜處，混跡其間，呼朋引類，有回旋餘地。所以天地會各派繁衍於東南沿海與長江地區，並隨著華僑的足跡遠布東南亞和太平洋彼岸的美洲。遊牧時代人們逐水草而居，會黨勢力向商品和交通發達的地域伸展，它的背後正深藏著這種經濟原因。可是會黨不是養護和繁榮“水草”，而是藉“水草”的餘潤進行活動，寄生於“水草”。
天地會是基於政治上的抗清要求而產生的，在其開始隻是明末遺臣中的誌士在民間秘密傳播，後來才在社會矛盾和社會病態中枝蔓開來，經濟上的不正當追求和聯係日增。天地會成為經常的秘密組織後，經過長期活動，年年歲歲結納了大量不安定的社會人群。由於這些人群的生活境遇，對“複明”已無切身的感受，對反清也隻是從被壓迫的局部感受中得來，他們日益崇尚會黨的“扶弱抑強”、“助富濟貧”一類俠義行為，以其能為自己、為貧弱爭生存。所以，“患難與共”、“斂錢分用”的互援互助，成為會黨弟兄的行為準則。天地會會規中的“十禁”，主要就是有關互相援助的約章，其中說：“兄弟訴說窮乏而借貸者，不能拒絕，若侮辱，或嚴拒之者，割其兩耳，再拒則再加重。”廣西會黨中的“米飯主”為來投的窮人提供衣食和其他需要，而各人打劫強豪所得則歸堂主支配，更典型地反映了經濟上的互助要求。這決不是偶發的現象，而是會黨長期活動和發展的重要保證，如果沒有這種經濟上的廣泛聯係，單憑政治上的“反清複明”願望，天地會就很難持續達兩百年而又有如此廣闊的天地。這種經濟生活盡管是畸形的，卻吸引了千百萬窮苦無告的人們，對近代中國社會有著深遠的影響。以反清為目標的會黨，在清朝被推翻後之所以仍然潛滋暗長，就是這種畸形的經濟生活為其支撐。
二
會黨日益變為遊民階層的集合體，在中國原有社會組織中構成另一個社會組織，發揮其特有的社會職能。
中國曆史上在封建專製統治的行政係統之外，有兩種社會組織配合封建體製起著管絡社會、維係秩序的作用，這就是以血緣為紐帶的家族組織和以工商業為基礎的行會組織（在通都大邑中並多與同鄉公所、會館相結合）。二者均有濃厚的地區性，前者主要在農村，後者主要在城鎮，並在各自的地區自然組合；二者都與社會經濟緊密地聯結，來源於手工業和商業的行會組織固然不用說，就是家族組織也是以一家一戶的農業生產為基礎的。二者又都是以自然經濟為基礎構成的城鄉社會組織。由於中國社會內部的變化，會黨的形成和發展，自乾隆、嘉慶以後越來越與家族、行會兩種社會組織有鼎峙之勢，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它不但不受封建行政係統的限製；也不受家族與行會組織的約束，可以稱得上是家族與行會組織之外的第三社會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