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致天地會的性質發生變化的因素有二：一則是明室覆亡已久，除了部分漢族知識分子還經常借助明朝這個觀念去激發人們的反抗情緒外，在下層人民中，“複明”的口號已經失去了號召力。早在太平天國起義前，洪秀全就已談到過這個問題。而更重要的是，自鴉片戰爭起，在中國社會裏，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逐漸成為最主要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也日趨激化，擺在中國人民麵前的主要革命任務是反帝反封建，而不是反滿，更不是複明。辛亥革命時期，盡管資產階級革命派是那樣的熱衷於“排滿”宣傳，但實際上，彙成席卷全國革命風暴的鬥爭是抗捐抗稅、搶糧事件、保路風潮和反洋教運動，而不是打著“反清複明”旗號的反滿鬥爭。如果天地會不是性質起了變化，那它就沒有存在和發展的可能了。再則是，遊民的大量湧入，並在天地會裏逐漸占到支配的地位；他們，按照遊民的精神麵貌改造了這個秘密結社。
遊民，古已有之，但其數量之多，對社會生活影響之大，都遠不如近代以降。原因在於：自鴉片戰爭起，隨著帝國主義侵略的加深和中國封建經濟的解體，以及清朝統治的愈趨暴戾腐朽，大量的農業和手工業勞動者就日益破產失業，被迫另謀生計。可是，由於舊的經濟結構的破壞，而亟待建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又橫遭壓抑，發展異常遲緩艱困。這樣，那些正在輾轉謀生、徒手求食的破產失業的勞動者，就不能不長期陷入無業可就的地步，越來越多地卷入了遊民無產者的隊伍。這支隊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裏，生活最不安定，備遭歧視。於是，那個原來就異常倡導拜盟結義、濟困扶危的秘密會黨，很自然地成為他們借以棲身托足之門了。
遊民因會黨而獲得暫時的棲息溫暖，會黨則因遊民的急劇增多而日肆蔓延。但在卷入會黨的遊民成分裏，我們又可以看出，一般以散兵遊勇和水陸交通線上的江湖流浪者為數最多。這些人成為天地會的主要成員。
遊勇之多，源於裁軍汰勇的頻繁。近代以來，中國連年處於對外戰爭和國內戰爭交相踵接的境地。清政府一方麵是每當軍興之際就大量地招勇練團，戰事結束後旋即遣散；一方麵又陸續改編軍隊，裁汰舊伍。先是以胚胎於湘淮等軍的防練軍代替八旗綠營，隨後又編練新軍，取代防練。經曆幾次戰事，積年累月，就從非正規的義勇團防和正規的八旗綠營、湘淮防練等軍隊裏，迭次裁遣大量的兵弁，流散各處。其間又遞相募散，出入無常，不少人時而是散兵遊勇，時而是防營汛卒。於是，秘密會社就遍布於現役的行伍和裁汰的遊勇之內了。同治年間一個地主官僚就談道：“鹹豐間，賊（按誣指太平軍）踞江介。僅淮陽一隅，北至袁浦，南至邵伯，東至通海，西至仙女廟，保有岩疆；與賊接壤，五方雜處，禁令不行。所持以無失者：廟鎮商賈，來自上江；木廠悍夫，多而善鬥。無事則嘯聚為匪，有事則應募為勇，當時頗得其力，而私立盟會，漸成禍機……及撤防益久，匪勢益橫，曰哥老會，曰安慶道友，多腳夫、船戶、肩販、手藝及遊民、遊勇者流，借煙館、賭場、茶坊、小押為巢穴，行劫為非，聲氣甚廣……此類根底於仙廟，枝葉於蘇、滬，蔓延於京、瓜、清、淮，萌蘗於金陵、蕪、六。”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遊勇日多，他們在會黨中更形活躍。1900年，湖南巡撫俞廉三奏稱：“竊查湖北地方素多匪徒，然皆軍營散勇，無業遊民，結會放飄，偷竊劫搶。”同年，另有人奏稱：“向來梟販有清幫圍幫兩種。清即安清道友，半東皖徐海一帶青皮光棍。圍幫俗號紅幫，即哥老會匪，多兩湖三江散勇在內。”《民報》第二號的一則“時評”裏把哥老會和遊勇的關係說得更明顯，它指出：“晉省之有哥老會，在四十年前清鹹豐之初，晉人之從軍於南方者以萬數（以練營調往者），迨後湘楚名軍既盛，而綠營皆遣散歸籍，晉軍亦與焉。若輩在南方，習知哥老會，歸後無恒事，無生活，遂相結而成一晉省之哥老會。豫軍散歸者亦結為會。蔓延既久，相合為一。然當其有會之初，所在各地多不過數十人，及豫省之會既盛，而晉省西南之陝豫接壤之地，乃較多於他處。”由此可見，一般認為哥老會之盛源自清廷裁軍汰勇，是有根據的。
導致天地會的性質發生變化的因素有二：一則是明室覆亡已久，除了部分漢族知識分子還經常借助明朝這個觀念去激發人們的反抗情緒外，在下層人民中，“複明”的口號已經失去了號召力。早在太平天國起義前，洪秀全就已談到過這個問題。而更重要的是，自鴉片戰爭起，在中國社會裏，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逐漸成為最主要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也日趨激化，擺在中國人民麵前的主要革命任務是反帝反封建，而不是反滿，更不是複明。辛亥革命時期，盡管資產階級革命派是那樣的熱衷於“排滿”宣傳，但實際上，彙成席卷全國革命風暴的鬥爭是抗捐抗稅、搶糧事件、保路風潮和反洋教運動，而不是打著“反清複明”旗號的反滿鬥爭。如果天地會不是性質起了變化，那它就沒有存在和發展的可能了。再則是，遊民的大量湧入，並在天地會裏逐漸占到支配的地位；他們，按照遊民的精神麵貌改造了這個秘密結社。
遊民，古已有之，但其數量之多，對社會生活影響之大，都遠不如近代以降。原因在於：自鴉片戰爭起，隨著帝國主義侵略的加深和中國封建經濟的解體，以及清朝統治的愈趨暴戾腐朽，大量的農業和手工業勞動者就日益破產失業，被迫另謀生計。可是，由於舊的經濟結構的破壞，而亟待建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又橫遭壓抑，發展異常遲緩艱困。這樣，那些正在輾轉謀生、徒手求食的破產失業的勞動者，就不能不長期陷入無業可就的地步，越來越多地卷入了遊民無產者的隊伍。這支隊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裏，生活最不安定，備遭歧視。於是，那個原來就異常倡導拜盟結義、濟困扶危的秘密會黨，很自然地成為他們借以棲身托足之門了。
遊民因會黨而獲得暫時的棲息溫暖，會黨則因遊民的急劇增多而日肆蔓延。但在卷入會黨的遊民成分裏，我們又可以看出，一般以散兵遊勇和水陸交通線上的江湖流浪者為數最多。這些人成為天地會的主要成員。
遊勇之多，源於裁軍汰勇的頻繁。近代以來，中國連年處於對外戰爭和國內戰爭交相踵接的境地。清政府一方麵是每當軍興之際就大量地招勇練團，戰事結束後旋即遣散；一方麵又陸續改編軍隊，裁汰舊伍。先是以胚胎於湘淮等軍的防練軍代替八旗綠營，隨後又編練新軍，取代防練。經曆幾次戰事，積年累月，就從非正規的義勇團防和正規的八旗綠營、湘淮防練等軍隊裏，迭次裁遣大量的兵弁，流散各處。其間又遞相募散，出入無常，不少人時而是散兵遊勇，時而是防營汛卒。於是，秘密會社就遍布於現役的行伍和裁汰的遊勇之內了。同治年間一個地主官僚就談道：“鹹豐間，賊（按誣指太平軍）踞江介。僅淮陽一隅，北至袁浦，南至邵伯，東至通海，西至仙女廟，保有岩疆；與賊接壤，五方雜處，禁令不行。所持以無失者：廟鎮商賈，來自上江；木廠悍夫，多而善鬥。無事則嘯聚為匪，有事則應募為勇，當時頗得其力，而私立盟會，漸成禍機……及撤防益久，匪勢益橫，曰哥老會，曰安慶道友，多腳夫、船戶、肩販、手藝及遊民、遊勇者流，借煙館、賭場、茶坊、小押為巢穴，行劫為非，聲氣甚廣……此類根底於仙廟，枝葉於蘇、滬，蔓延於京、瓜、清、淮，萌蘗於金陵、蕪、六。”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遊勇日多，他們在會黨中更形活躍。1900年，湖南巡撫俞廉三奏稱：“竊查湖北地方素多匪徒，然皆軍營散勇，無業遊民，結會放飄，偷竊劫搶。”同年，另有人奏稱：“向來梟販有清幫圍幫兩種。清即安清道友，半東皖徐海一帶青皮光棍。圍幫俗號紅幫，即哥老會匪，多兩湖三江散勇在內。”《民報》第二號的一則“時評”裏把哥老會和遊勇的關係說得更明顯，它指出：“晉省之有哥老會，在四十年前清鹹豐之初，晉人之從軍於南方者以萬數（以練營調往者），迨後湘楚名軍既盛，而綠營皆遣散歸籍，晉軍亦與焉。若輩在南方，習知哥老會，歸後無恒事，無生活，遂相結而成一晉省之哥老會。豫軍散歸者亦結為會。蔓延既久，相合為一。然當其有會之初，所在各地多不過數十人，及豫省之會既盛，而晉省西南之陝豫接壤之地，乃較多於他處。”由此可見，一般認為哥老會之盛源自清廷裁軍汰勇，是有根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