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趨向於民主革命。會黨原來提出的口號“反清複明”，即推翻滿清統治、恢複明朝政權，用漢族封建政權代替滿族封建政權，而不要求根本改變政權性質。這個口號在清朝前期無疑還具有較大的號召力，但到了清朝後期，隨著中國社會性質與革命性質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已逐漸喪失了其號召力量。封建主義與人民群眾的矛盾、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已作為當時中國社會兩大基本矛盾充分地暴露出來，19世紀末20世紀初“反滿”雖尚可以激動一部分人的民族感情，而“複明”卻很少能發人思古之幽情了。人們要求革命後建立的是“民國”而不再是封建帝國了。盡管有些人在思想意識上這一點還不免有些模糊，但已成為大勢所趨，所以會黨的領導者在建立新的會黨統一組織的同時，也基本上采納了資產階級革命派所提出的民主革命綱領。如興漢會成立時即曾“定綱領三則，啜鴆血誓之”。這三條誓詞內容雖未見明文記載，但就推論，極可能為興中會的“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合眾政府”那三條誓詞，否則會黨也不可能提出新的綱領性的東西，如果提出與此相違背的綱領，則擔任興漢會總會長的孫中山肯定不會接受。此外如龍華會在《龍華會章程》的《檄文》中首先提出不要皇帝，“暫時設立一總統，由大家公舉”，五年或八年一任，不許世襲。“或者竟定為無政府”。《會規》第一條中又提出要“趕去了滿洲韃子皇帝，收回了大明江山，並且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這也近似同盟會綱領，隻是帶有點無政府主義色彩。從維護封建體製到反對封建體製，這是會黨運動的飛躍進步。
第三是趨向於接受資產階級領導。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運動，能否對革命作出貢獻，接受資產階級領導是個關鍵。會黨向來是接受封建階級的領導，擁護朱明王朝，尊奉朱氏子孫為天子，找不著朱氏後代，甚至不惜冒名頂替，或任意捏造一個人作為偶像崇拜，如朱三太子、朱洪英；或者遙奉一個“天德皇帝”等等。而他們自己的首領則最多隻居於藩王地位，稱個什麼王，一般則稱個大都督、大元帥或大將軍而已，從來不敢自稱皇帝。國號仍用“大明”。這就表明會黨運動是一貫接受封建階級的領導，根本不敢觸及封建專製製度。到了辛亥革命期間，情況就變了，新建立的統一性的會黨組織，都表明它們願意接受資產階級的領導，不再擁戴什麼大明天子了。例如興漢會成立後即“推孫逸仙為首領”—總會長，龍華會事實上的領袖則為陶成章，同仇會亦推黃興為會長。這些都是很顯明的例子。
為什麼辛亥革命時期會黨運動會發生這樣重大的變化呢？其主要原因可以歸納為兩點：（一）革命的性質、任務變了。19世紀末中國社會已走完半封建半殖民地化過程，社會性質規定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二）資產階級已經登上政治舞台，革命的領導階級。這一形勢的巨大變化，促使會黨不得不趨向於統一，趨向於讚助民主革命並接受資產階級領導。實質上是趨向於會黨與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聯盟。當然，這首先是和資產階級革命派對會黨的團結改造工作分不開的。
第二是趨向於民主革命。會黨原來提出的口號“反清複明”，即推翻滿清統治、恢複明朝政權，用漢族封建政權代替滿族封建政權，而不要求根本改變政權性質。這個口號在清朝前期無疑還具有較大的號召力，但到了清朝後期，隨著中國社會性質與革命性質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已逐漸喪失了其號召力量。封建主義與人民群眾的矛盾、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已作為當時中國社會兩大基本矛盾充分地暴露出來，19世紀末20世紀初“反滿”雖尚可以激動一部分人的民族感情，而“複明”卻很少能發人思古之幽情了。人們要求革命後建立的是“民國”而不再是封建帝國了。盡管有些人在思想意識上這一點還不免有些模糊，但已成為大勢所趨，所以會黨的領導者在建立新的會黨統一組織的同時，也基本上采納了資產階級革命派所提出的民主革命綱領。如興漢會成立時即曾“定綱領三則，啜鴆血誓之”。這三條誓詞內容雖未見明文記載，但就推論，極可能為興中會的“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合眾政府”那三條誓詞，否則會黨也不可能提出新的綱領性的東西，如果提出與此相違背的綱領，則擔任興漢會總會長的孫中山肯定不會接受。此外如龍華會在《龍華會章程》的《檄文》中首先提出不要皇帝，“暫時設立一總統，由大家公舉”，五年或八年一任，不許世襲。“或者竟定為無政府”。《會規》第一條中又提出要“趕去了滿洲韃子皇帝，收回了大明江山，並且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這也近似同盟會綱領，隻是帶有點無政府主義色彩。從維護封建體製到反對封建體製，這是會黨運動的飛躍進步。
第三是趨向於接受資產階級領導。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運動，能否對革命作出貢獻，接受資產階級領導是個關鍵。會黨向來是接受封建階級的領導，擁護朱明王朝，尊奉朱氏子孫為天子，找不著朱氏後代，甚至不惜冒名頂替，或任意捏造一個人作為偶像崇拜，如朱三太子、朱洪英；或者遙奉一個“天德皇帝”等等。而他們自己的首領則最多隻居於藩王地位，稱個什麼王，一般則稱個大都督、大元帥或大將軍而已，從來不敢自稱皇帝。國號仍用“大明”。這就表明會黨運動是一貫接受封建階級的領導，根本不敢觸及封建專製製度。到了辛亥革命期間，情況就變了，新建立的統一性的會黨組織，都表明它們願意接受資產階級的領導，不再擁戴什麼大明天子了。例如興漢會成立後即“推孫逸仙為首領”—總會長，龍華會事實上的領袖則為陶成章，同仇會亦推黃興為會長。這些都是很顯明的例子。
為什麼辛亥革命時期會黨運動會發生這樣重大的變化呢？其主要原因可以歸納為兩點：（一）革命的性質、任務變了。19世紀末中國社會已走完半封建半殖民地化過程，社會性質規定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二）資產階級已經登上政治舞台，革命的領導階級。這一形勢的巨大變化，促使會黨不得不趨向於統一，趨向於讚助民主革命並接受資產階級領導。實質上是趨向於會黨與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聯盟。當然，這首先是和資產階級革命派對會黨的團結改造工作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