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作為華人現代族群認同的標舉符號或核心稱謂，“中華民族”一詞究竟何時出現？何時開始具有現在的內涵？又何時成為人們日耳相郵、共知共鑒和共享共愛的常用名詞，就成為認知“現代中華民族意識或觀念”不容忽視的重要內容。已有的民族史研究論著在談及這一問題時，一般多取含糊的說法，或謂其在“民族”一詞引入中國後不久，即被人“複合”而出，或謂其大體出現於20世紀初年，然後逐漸流傳開來等。至於其出現的確切時間、內涵的演化及其緣由，似尚缺乏更為具體的曆史說明。
本著求真探索、以待來者的精神，本文擬對此問題作一曆史考察，並給予那些為這一觀念的萌生、形成作出過貢獻的人們以曆史的彰顯。筆者以為，一種廣泛流傳的思想觀念或思潮發展史真正富有曆史感的研究，是應該同這一思想或思潮的概念群、特別是其核心主題詞的社會傳播與認同的考察結合起來進行認識，才能得以實現的。尤其是像“中華民族”這樣影響深遠的思想觀念，就更應如此。但願本文從這一角度所作的考察，能夠有助於人們深入了解中華民族現代認同的曆史進程。
“大民族”觀念的創發及其最初的指代詞：“中國民族”
從根本上說，現代中華民族意識的萌生和發展，是中國各民族人民在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欺壓之下，在近代西方民族主義思潮的傳入和影響之下，對於其共同命運、前途、利益的感知和體驗過程，更是其對彼此之間長期形成的內在聯係與一體性的不斷自覺過程。同時，也是一個經由“先知先覺”的認知、揭示、啟發、倡導、鼓吹，到全民普遍認同的發展曆程。
據筆者所見，最早具有較為明確的現代中國各民族一體觀念，且率先使用“中華民族”一詞者，可能均為梁啟超。早在戊戌時期，梁氏已初步形成對外抵製外族侵略、對內實現族類團結的民族意識。在為滿族人壽富創辦的“知恥學會”所寫的“敘論”中，他曾極言，中國四萬萬“軒轅之胤”（包括滿人）應恥於“為奴為隸為牛為馬於他族”，同時告誡“海內外同胞”要合群自強，以“振興中國，保全種族”。他還強調“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非合種不能與他種敵”，主張國內各個種族尤其是滿漢兩族甚至是整個黃種都應該“合體”，以便去同外族競爭。進入20世紀後，梁氏進一步接受了西方近代民族主義思想的影響。在與革命黨人“排滿”思想的論戰中，他那種橫向聯合的“同種合體”意識又得到強化，並同縱向的曆史認同感相互結合，逐漸發展成了較為明確的中國各民族必須一體化的觀念。1903年，在《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一文中，他公開表示：“吾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於對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之諸族是也。”基於此，他還明確提出了“合漢、合滿、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類，以高掌遠蹠於五大陸之上”的主張，並指出這是所有“有誌之士所同心醉”的共同理想。雖然，此時他還並未完全擺脫大漢族主義的觀念，認為“此大民族必以漢人為中心點，且其組織之者，必成於漢人之手，又事勢之不可爭者也”，但他已能夠率先意識到實現民族雙重自覺的必要，認定必須拋棄“狹隘的民族複仇主義”，以建設一個以“小民族”有機聯合為基礎的“大民族”的宏偉目標，並“欲向於此大目的而進行”。這種觀念的創發，無疑顯示出了其過人的智慧和遠見。在清末後來的改良派和立憲派黨人之中，此種觀念也具有前瞻性和代表性。
因此，作為華人現代族群認同的標舉符號或核心稱謂，“中華民族”一詞究竟何時出現？何時開始具有現在的內涵？又何時成為人們日耳相郵、共知共鑒和共享共愛的常用名詞，就成為認知“現代中華民族意識或觀念”不容忽視的重要內容。已有的民族史研究論著在談及這一問題時，一般多取含糊的說法，或謂其在“民族”一詞引入中國後不久，即被人“複合”而出，或謂其大體出現於20世紀初年，然後逐漸流傳開來等。至於其出現的確切時間、內涵的演化及其緣由，似尚缺乏更為具體的曆史說明。
本著求真探索、以待來者的精神，本文擬對此問題作一曆史考察，並給予那些為這一觀念的萌生、形成作出過貢獻的人們以曆史的彰顯。筆者以為，一種廣泛流傳的思想觀念或思潮發展史真正富有曆史感的研究，是應該同這一思想或思潮的概念群、特別是其核心主題詞的社會傳播與認同的考察結合起來進行認識，才能得以實現的。尤其是像“中華民族”這樣影響深遠的思想觀念，就更應如此。但願本文從這一角度所作的考察，能夠有助於人們深入了解中華民族現代認同的曆史進程。
“大民族”觀念的創發及其最初的指代詞：“中國民族”
從根本上說，現代中華民族意識的萌生和發展，是中國各民族人民在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欺壓之下，在近代西方民族主義思潮的傳入和影響之下，對於其共同命運、前途、利益的感知和體驗過程，更是其對彼此之間長期形成的內在聯係與一體性的不斷自覺過程。同時，也是一個經由“先知先覺”的認知、揭示、啟發、倡導、鼓吹，到全民普遍認同的發展曆程。
據筆者所見，最早具有較為明確的現代中國各民族一體觀念，且率先使用“中華民族”一詞者，可能均為梁啟超。早在戊戌時期，梁氏已初步形成對外抵製外族侵略、對內實現族類團結的民族意識。在為滿族人壽富創辦的“知恥學會”所寫的“敘論”中，他曾極言，中國四萬萬“軒轅之胤”（包括滿人）應恥於“為奴為隸為牛為馬於他族”，同時告誡“海內外同胞”要合群自強，以“振興中國，保全種族”。他還強調“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非合種不能與他種敵”，主張國內各個種族尤其是滿漢兩族甚至是整個黃種都應該“合體”，以便去同外族競爭。進入20世紀後，梁氏進一步接受了西方近代民族主義思想的影響。在與革命黨人“排滿”思想的論戰中，他那種橫向聯合的“同種合體”意識又得到強化，並同縱向的曆史認同感相互結合，逐漸發展成了較為明確的中國各民族必須一體化的觀念。1903年，在《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一文中，他公開表示：“吾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於對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之諸族是也。”基於此，他還明確提出了“合漢、合滿、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類，以高掌遠蹠於五大陸之上”的主張，並指出這是所有“有誌之士所同心醉”的共同理想。雖然，此時他還並未完全擺脫大漢族主義的觀念，認為“此大民族必以漢人為中心點，且其組織之者，必成於漢人之手，又事勢之不可爭者也”，但他已能夠率先意識到實現民族雙重自覺的必要，認定必須拋棄“狹隘的民族複仇主義”，以建設一個以“小民族”有機聯合為基礎的“大民族”的宏偉目標，並“欲向於此大目的而進行”。這種觀念的創發，無疑顯示出了其過人的智慧和遠見。在清末後來的改良派和立憲派黨人之中，此種觀念也具有前瞻性和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