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1905年前後，的確是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開始知道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運動的時候。對這種思想和運動采取什麼態度，成為他們所考慮的一個問題。孫中山把社會主義譯為民生主義，列為中國革命當時就要實行的三大主義之一。當然可以說，他對社會主義不是采取排斥，而是采取接受的態度。他知道，社會主義在西方是在工業發達的條件下才產生的，而中國尚未經過工業革命，經濟還很落後，情況和西方國家很不相同。但是他認為，在中國革命中，在實行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同時，就應該實行民生主義即社會主義。而他的民生主義的具體內容，在當時就是“平均地權”、“土地國有”。他以為實行這樣的主張就可以使中國像西方國家那樣地發展工業，發展經濟，但又不至於受其害，也就是不至於造成資本家壟斷貧富懸殊的局麵，以至再產生社會主義革命。所以，孫中山雖然表示接受社會主義思想，並以為可以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但實際上，他並不是企圖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恰恰相反，他倒是以為中國可以設法避免社會主義革命。所以，如果說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那麼這是避免社會主義革命的社會主義。
4.孫中山所主張的民生主義的內容—平均地權、土地國有，其實並不是社會主義（關於這點，下文將再加以討論）。在同盟會時期，也就是在辛亥革命以前，孫中山按照自己的理解，把社會主義納入自己的革命綱領中，就使他無所顧慮地實行他所主張的民族主義的革命（當時就是推翻滿清王朝）和民權主義的革命（就是使中國成為一個民主共和國）。他認為民權主義革命隻是一種政治革命，但其實這也是一種社會革命，即用資本主義社會來代替封建主義社會的革命，或者說，這種政治革命是為這種社會革命開辟道路，而如果沒有這種社會革命，這種政治革命成功了也不可能是牢靠的。孫中山認為可以同時進行的社會革命（以平均地權、土地國有為標誌），其實就是這種民主主義的社會革命。他領導同盟會進行的是以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發展資本主義為目的的民主革命。他並沒有因為看到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裏的社會主義革命潮流而對當前的革命發生懷疑和動搖，相反的，他自以為已經有了避免社會主義革命的保證，因而可以放心大膽地來進行現在的革命。
5.在對於社會主義的態度上，當時反對革命而主張立憲改良的梁啟超，和孫中山是個鮮明的對比。梁啟超在戊戌維新失敗後流亡日本，他也主張在中國發展工業，發展資本主義，以改變中國的貧窮落後的麵貌。他在1901年至1902年間曾表示可以為此而同革命黨人合作，而且還在自己的文章中鼓吹反滿革命。1903年他由日本到美國，作了10個月的遊曆考察。正如丁文江、趙豐田所著《梁啟超年譜長編》所說，“先生（指梁）從美洲回來，言論大變，從前所信的‘破壞主義’和‘革命排滿’的主張，至是完全放棄，這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一大轉變”。這以後，他就以立憲論來反對孫中山一派主張的革命論，雙方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他在記述赴美觀感的《新大陸遊記》中對美國政治和社會製度的弱點與問題的指責還多於對它的讚美。他說到美國財富分配狀況時感歎說：“財產分配之不均，至於此極！吾觀於紐約之貧民窟而深歎社會主義之萬不可以已也。”他遇見好幾個“社會黨員”，據說，他們“大率相勸以中國若行改革，必須從社會主義著手”。“餘（梁自稱）以其太不達於中國之內情，不能與之深辯”。接著，梁說：“極端之社會主義，微特今日之中國不可行，即歐美亦不可行，行之其流弊將不可勝言。”在他看來，社會主義在歐美也是不可取的。至於中國，他在和革命黨人辯論中所寫的《社會革命果為中國所必要乎？》一文中說：“吾以為策中國今日經濟界之前途，當以獎勵資本家為第一義，而以保護勞動者為第二義。”這就是說，中國應當發展資本主義，還談不到社會主義。那麼發展資本主義的結果是否會重蹈歐美的覆轍，造成難免於社會主義革命的狀況呢？他認為，如果接受歐美社會曆史發展的教訓，“亦可消患於未然，而覆轍之軌，吾知免矣”。他以為可以設法使中國避免產生“第二次革命”，這似乎與孫中山的想法相同。但如何避免，其方法全不相同。梁說：“彼歐人之經濟社會所以積成今日之狀態者，全由革命來也。而今之社會主義革命論，則前度革命之反動也。中國可以避前度之革命，是故不必為再度之革命。”對於所謂歐洲“前度之革命”，他雖然作了些混亂的解釋，但可以了解為就是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梁啟超的意思實際上是說，中國隻要現在不用革命的方法來發展資本主義，那麼以後也不至於釀成必須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惡果”。正因此，他在1903年以後不僅反對孫中山所說的社會革命，也反對反滿清的革命，而認為隻能以“秩序的行動”向現政府提出“正當的要求”。他以為這就是進行“政治革命”的唯一可取的手段。這樣的“政治革命”的結果，最多隻能是君主立憲，和孫中山一派的建立民主共和國的主張是大相徑庭的。梁啟超在1903年思想上發生的轉變，固然還有其他原因，但同他對社會主義的看法也不無關係。
3.在1905年前後，的確是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開始知道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運動的時候。對這種思想和運動采取什麼態度，成為他們所考慮的一個問題。孫中山把社會主義譯為民生主義，列為中國革命當時就要實行的三大主義之一。當然可以說，他對社會主義不是采取排斥，而是采取接受的態度。他知道，社會主義在西方是在工業發達的條件下才產生的，而中國尚未經過工業革命，經濟還很落後，情況和西方國家很不相同。但是他認為，在中國革命中，在實行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同時，就應該實行民生主義即社會主義。而他的民生主義的具體內容，在當時就是“平均地權”、“土地國有”。他以為實行這樣的主張就可以使中國像西方國家那樣地發展工業，發展經濟，但又不至於受其害，也就是不至於造成資本家壟斷貧富懸殊的局麵，以至再產生社會主義革命。所以，孫中山雖然表示接受社會主義思想，並以為可以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但實際上，他並不是企圖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恰恰相反，他倒是以為中國可以設法避免社會主義革命。所以，如果說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那麼這是避免社會主義革命的社會主義。
4.孫中山所主張的民生主義的內容—平均地權、土地國有，其實並不是社會主義（關於這點，下文將再加以討論）。在同盟會時期，也就是在辛亥革命以前，孫中山按照自己的理解，把社會主義納入自己的革命綱領中，就使他無所顧慮地實行他所主張的民族主義的革命（當時就是推翻滿清王朝）和民權主義的革命（就是使中國成為一個民主共和國）。他認為民權主義革命隻是一種政治革命，但其實這也是一種社會革命，即用資本主義社會來代替封建主義社會的革命，或者說，這種政治革命是為這種社會革命開辟道路，而如果沒有這種社會革命，這種政治革命成功了也不可能是牢靠的。孫中山認為可以同時進行的社會革命（以平均地權、土地國有為標誌），其實就是這種民主主義的社會革命。他領導同盟會進行的是以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發展資本主義為目的的民主革命。他並沒有因為看到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裏的社會主義革命潮流而對當前的革命發生懷疑和動搖，相反的，他自以為已經有了避免社會主義革命的保證，因而可以放心大膽地來進行現在的革命。
5.在對於社會主義的態度上，當時反對革命而主張立憲改良的梁啟超，和孫中山是個鮮明的對比。梁啟超在戊戌維新失敗後流亡日本，他也主張在中國發展工業，發展資本主義，以改變中國的貧窮落後的麵貌。他在1901年至1902年間曾表示可以為此而同革命黨人合作，而且還在自己的文章中鼓吹反滿革命。1903年他由日本到美國，作了10個月的遊曆考察。正如丁文江、趙豐田所著《梁啟超年譜長編》所說，“先生（指梁）從美洲回來，言論大變，從前所信的‘破壞主義’和‘革命排滿’的主張，至是完全放棄，這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一大轉變”。這以後，他就以立憲論來反對孫中山一派主張的革命論，雙方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他在記述赴美觀感的《新大陸遊記》中對美國政治和社會製度的弱點與問題的指責還多於對它的讚美。他說到美國財富分配狀況時感歎說：“財產分配之不均，至於此極！吾觀於紐約之貧民窟而深歎社會主義之萬不可以已也。”他遇見好幾個“社會黨員”，據說，他們“大率相勸以中國若行改革，必須從社會主義著手”。“餘（梁自稱）以其太不達於中國之內情，不能與之深辯”。接著，梁說：“極端之社會主義，微特今日之中國不可行，即歐美亦不可行，行之其流弊將不可勝言。”在他看來，社會主義在歐美也是不可取的。至於中國，他在和革命黨人辯論中所寫的《社會革命果為中國所必要乎？》一文中說：“吾以為策中國今日經濟界之前途，當以獎勵資本家為第一義，而以保護勞動者為第二義。”這就是說，中國應當發展資本主義，還談不到社會主義。那麼發展資本主義的結果是否會重蹈歐美的覆轍，造成難免於社會主義革命的狀況呢？他認為，如果接受歐美社會曆史發展的教訓，“亦可消患於未然，而覆轍之軌，吾知免矣”。他以為可以設法使中國避免產生“第二次革命”，這似乎與孫中山的想法相同。但如何避免，其方法全不相同。梁說：“彼歐人之經濟社會所以積成今日之狀態者，全由革命來也。而今之社會主義革命論，則前度革命之反動也。中國可以避前度之革命，是故不必為再度之革命。”對於所謂歐洲“前度之革命”，他雖然作了些混亂的解釋，但可以了解為就是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梁啟超的意思實際上是說，中國隻要現在不用革命的方法來發展資本主義，那麼以後也不至於釀成必須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惡果”。正因此，他在1903年以後不僅反對孫中山所說的社會革命，也反對反滿清的革命，而認為隻能以“秩序的行動”向現政府提出“正當的要求”。他以為這就是進行“政治革命”的唯一可取的手段。這樣的“政治革命”的結果，最多隻能是君主立憲，和孫中山一派的建立民主共和國的主張是大相徑庭的。梁啟超在1903年思想上發生的轉變，固然還有其他原因，但同他對社會主義的看法也不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