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亞洲19世紀末與中國政治和思想情況比較相似的是菲律賓。19世紀80—90年代，菲律賓人民反對西班牙殘暴殖民統治，要求進行政治經濟改革的呼聲十分強烈，出現了像中國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那樣的著名政治活動家何塞·黎刹，於1892年組織了“菲律賓聯盟”，寄望西班牙殖民總督能自動進行資產階級改革。可是，黎刹就在上述組織成立後的第4天即被殖民者拘禁。這一聯盟也就宣告壽終正寢。這一改革圖謀的失敗，促進了這一聯盟左派代表旁尼發佐等的奮起，旁尼發佐就在當年創立了“人民之子無上尊崇聯合會”（簡稱“卡蒂普南”），決誌把菲律賓人民團結起來成為一個堅強的國家，通過革命獲得菲律賓獨立。189年68月，旁尼發佐向全體愛國軍民發出戰鬥號召，在菲律賓響起了“革命的第一槍”，隨後出現了1896—1898年的菲律賓革命高潮。然而就在這一高潮中，以阿奎那多為首的地主資產階級一派在革命隊伍中得勢，並於1897年5月殺害了旁尼發佐。雖然在這以後一度成立了菲律賓共和國，頒布了憲法，但妥協接踵而來，讓美國殖民統治取代了西班牙殖民統治，菲律賓的民族獨立和共和國頓成泡影。這樣，像旁尼發佐這樣傑出的民主革命先驅，雖比孫中山早兩年正式揭舉民主革命旗幟，但格於形勢，並過早死去，隻是走了孫中山的第一步，卻無法去走孫中山的第二步和第三步，其影響自不如孫中山大。
印度是亞洲僅次於中國的大國，其淪為英國殖民地和出現近代工業都早於中國，其要求資產階級改革也較早。從19世紀70年代起，印度民族運動就逐漸興起，1885年，印度民族主義者建立了國大黨。由於印度資產階級對宗主國依附性較強，因此作為這一階級政治代表的國大黨的主張，並沒有超越殖民製度的忠誠反對派的範圍，一直反對暴力革命。到20世紀初，以提拉克為代表的國大黨左翼的態度較前明朗激進，他們要求讓人民參加運動。加強反殖鬥爭，建立聯邦共和國。然而，就是在1905—1908年的印度革命高潮中，他們也還隻是開展如抵製獎賞、罷工之類的群眾性鬥爭，向殖民者要求民族自由和獨立，保護國內市場，仍不以準備武裝起義為直接任務，而且這種“獨立”，還隻是要求在印度建立“英國自治領實行的政治製度”。1907年，提拉克被捕入獄，大部分激進人物在困難麵前退卻。1908下半年後，國大黨內的溫和派進一步推行妥協政策，印度民族解放運動轉入低落。提拉克出獄後，也接受了溫和派“既合作也反對”的原則，從事於“印度自治運動”的鼓吹。隨後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信仰鬥爭”更成為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主流。這樣，印度民主革命者連孫中山走過的第一步都沒有完成。
在亞洲19世紀末與中國政治和思想情況比較相似的是菲律賓。19世紀80—90年代，菲律賓人民反對西班牙殘暴殖民統治，要求進行政治經濟改革的呼聲十分強烈，出現了像中國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那樣的著名政治活動家何塞·黎刹，於1892年組織了“菲律賓聯盟”，寄望西班牙殖民總督能自動進行資產階級改革。可是，黎刹就在上述組織成立後的第4天即被殖民者拘禁。這一聯盟也就宣告壽終正寢。這一改革圖謀的失敗，促進了這一聯盟左派代表旁尼發佐等的奮起，旁尼發佐就在當年創立了“人民之子無上尊崇聯合會”（簡稱“卡蒂普南”），決誌把菲律賓人民團結起來成為一個堅強的國家，通過革命獲得菲律賓獨立。189年68月，旁尼發佐向全體愛國軍民發出戰鬥號召，在菲律賓響起了“革命的第一槍”，隨後出現了1896—1898年的菲律賓革命高潮。然而就在這一高潮中，以阿奎那多為首的地主資產階級一派在革命隊伍中得勢，並於1897年5月殺害了旁尼發佐。雖然在這以後一度成立了菲律賓共和國，頒布了憲法，但妥協接踵而來，讓美國殖民統治取代了西班牙殖民統治，菲律賓的民族獨立和共和國頓成泡影。這樣，像旁尼發佐這樣傑出的民主革命先驅，雖比孫中山早兩年正式揭舉民主革命旗幟，但格於形勢，並過早死去，隻是走了孫中山的第一步，卻無法去走孫中山的第二步和第三步，其影響自不如孫中山大。
印度是亞洲僅次於中國的大國，其淪為英國殖民地和出現近代工業都早於中國，其要求資產階級改革也較早。從19世紀70年代起，印度民族運動就逐漸興起，1885年，印度民族主義者建立了國大黨。由於印度資產階級對宗主國依附性較強，因此作為這一階級政治代表的國大黨的主張，並沒有超越殖民製度的忠誠反對派的範圍，一直反對暴力革命。到20世紀初，以提拉克為代表的國大黨左翼的態度較前明朗激進，他們要求讓人民參加運動。加強反殖鬥爭，建立聯邦共和國。然而，就是在1905—1908年的印度革命高潮中，他們也還隻是開展如抵製獎賞、罷工之類的群眾性鬥爭，向殖民者要求民族自由和獨立，保護國內市場，仍不以準備武裝起義為直接任務，而且這種“獨立”，還隻是要求在印度建立“英國自治領實行的政治製度”。1907年，提拉克被捕入獄，大部分激進人物在困難麵前退卻。1908下半年後，國大黨內的溫和派進一步推行妥協政策，印度民族解放運動轉入低落。提拉克出獄後，也接受了溫和派“既合作也反對”的原則，從事於“印度自治運動”的鼓吹。隨後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信仰鬥爭”更成為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主流。這樣，印度民主革命者連孫中山走過的第一步都沒有完成。
土耳其從19世紀50年代後亦逐步滑向半殖民地。1865年6月，那未克·凱末爾在伊斯坦布爾創立了要求實行資產階級改革和君主立憲的新奧斯曼黨，並且在1876年12月迫使土耳其國王公布了第一部土耳其憲法。可是這一立憲運動旋即在法、俄等國幹涉下歸於失敗，直到1894年，雖有以阿麥德·李薩為首的“青年土耳其黨”的成立，並且發動過1908—1909年的土耳其資產階級革命，但都不是從事共和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青年土耳其的新領袖恩維爾等更站在德國方麵參加了帝國主義戰爭。到1923年，土耳其在前進與倒退和領袖人物多次變更之後，才在凱末爾的領導下廢黜國王，建立共和國。顯而易見，從民主革命的高度，持續性及其歸宿看，土耳其在當時並沒有產生一個像孫中山那樣久經考驗、曆久不替並有光輝晚年的民主革命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