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會的成立，是中國民主革命的裏程碑，宋教仁是這個同盟的積極促進者。被推為司法部的檢事長（同盟會根據三權分立的原則設執行、評議、司法三部）及湖南主盟人之一。同盟會成立後，大力進行了革命宣傳和武裝起義。宋教仁是《民報》的編輯人之一，繼續致力於革命宣傳工作，就他的日記所記和《民報》所載，這時他寫了不少時評，《民報》第二號即刊有《既設警部複置巡警道果何為耶》、《南洋華人求入日本籍》、《尼夫阿利亞之獨立》三篇。這些短評的內容，主要是在揭露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和發揚民族的自由獨立思想。他在《民報》上還以“強齋”的筆名發表了兩篇譯文，一為《一千九百○五年露國之革命》，一為《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前文描述了1905年俄國的農民和工人的革命聲勢，說俄國9000萬農民，“一朝悉起而背畔，又何物能拒之耶”！又說工人總同盟罷工的口號一經發出，“職工遂起響應，各種公共之機關全行停止，爾後旬餘國內常為黑暗之世界”。後文不但讚歎地說：“自社會革命之說出現於世界，而後人道胚胎，天理萌芽，將來全世界之問題，其於是焉解決乎！”而且其中將“共產黨宣言”的最末一段譯道：“吾人之目的，一依顛覆現時一切之社會組織而達者，須使權力階級戰栗恐懼於共產的革命之前，蓋平民所決者惟鐵鎖耳！”
宋教仁譯述這些東西，是可貴的，他並在日記中記道：“閱報知俄國革命黨大起，全國各等社會皆動雲。噫！返視吾國之民氣則何如矣！”表示了對1905年俄國民主革命的向往。但是他對科學社會主義固然不可能有什麼理解，就是俄國民主革命的激進綱領也沒有引起他應有的注意。1906年1月間，宋教仁在宮崎滔天家裏作客，宮崎民藏（滔天之兄）“出其所著《人類之大權》一書觀之，言平均地權之說者也”。他對這本書毫無表示。同年3月，宋教仁又會見了一位俄國革命誌士，這位革命誌士向宋教仁說了許多道理，說他自己：“向來係極主張民主主義的，然觀之於美國民主國也，其人民仍不自由也；法國亦民主國也，而其人民亦不自由也；日本、英、德諸國，其人民於政治上之自由，未嚐不獲得多少也，然社會上之不自由乃益加甚矣。故餘近年所主張者，較前稍變，實兼政治、社會兩方麵而共欲改良者也雲雲。”然而言之者諄諄，對宋教仁這個聽之者卻是藐藐。當時孫中山和有些革命黨人盛稱的以平均地權或土地國有為內容的社會革命主張，宋教仁也沒有讚一詞，他隻說“今而後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與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於中國矣”。所以人們譏之為“二民主義”。後來宋教仁在《社會主義商榷》一文中說：“夫吾人非反對社會主義者，吾人惟以為凡唱一主義，不可不轉其主義自身之性質與作用，並斟酌其客體事物之現狀，以推定其將來所受之結果……”那時的革命派，往往把激進的民主革命綱領和社會主義混為一談。宋教仁斷定欲在中國推行他們所謂的社會革命，一定和中國這個“客體事物之現狀”不相適應，“其將來所受之結果”必至不堪設想。這正是對平均地權或土地國有綱領表示拒絕。
同盟會的成立，是中國民主革命的裏程碑，宋教仁是這個同盟的積極促進者。被推為司法部的檢事長（同盟會根據三權分立的原則設執行、評議、司法三部）及湖南主盟人之一。同盟會成立後，大力進行了革命宣傳和武裝起義。宋教仁是《民報》的編輯人之一，繼續致力於革命宣傳工作，就他的日記所記和《民報》所載，這時他寫了不少時評，《民報》第二號即刊有《既設警部複置巡警道果何為耶》、《南洋華人求入日本籍》、《尼夫阿利亞之獨立》三篇。這些短評的內容，主要是在揭露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和發揚民族的自由獨立思想。他在《民報》上還以“強齋”的筆名發表了兩篇譯文，一為《一千九百○五年露國之革命》，一為《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前文描述了1905年俄國的農民和工人的革命聲勢，說俄國9000萬農民，“一朝悉起而背畔，又何物能拒之耶”！又說工人總同盟罷工的口號一經發出，“職工遂起響應，各種公共之機關全行停止，爾後旬餘國內常為黑暗之世界”。後文不但讚歎地說：“自社會革命之說出現於世界，而後人道胚胎，天理萌芽，將來全世界之問題，其於是焉解決乎！”而且其中將“共產黨宣言”的最末一段譯道：“吾人之目的，一依顛覆現時一切之社會組織而達者，須使權力階級戰栗恐懼於共產的革命之前，蓋平民所決者惟鐵鎖耳！”
宋教仁譯述這些東西，是可貴的，他並在日記中記道：“閱報知俄國革命黨大起，全國各等社會皆動雲。噫！返視吾國之民氣則何如矣！”表示了對1905年俄國民主革命的向往。但是他對科學社會主義固然不可能有什麼理解，就是俄國民主革命的激進綱領也沒有引起他應有的注意。1906年1月間，宋教仁在宮崎滔天家裏作客，宮崎民藏（滔天之兄）“出其所著《人類之大權》一書觀之，言平均地權之說者也”。他對這本書毫無表示。同年3月，宋教仁又會見了一位俄國革命誌士，這位革命誌士向宋教仁說了許多道理，說他自己：“向來係極主張民主主義的，然觀之於美國民主國也，其人民仍不自由也；法國亦民主國也，而其人民亦不自由也；日本、英、德諸國，其人民於政治上之自由，未嚐不獲得多少也，然社會上之不自由乃益加甚矣。故餘近年所主張者，較前稍變，實兼政治、社會兩方麵而共欲改良者也雲雲。”然而言之者諄諄，對宋教仁這個聽之者卻是藐藐。當時孫中山和有些革命黨人盛稱的以平均地權或土地國有為內容的社會革命主張，宋教仁也沒有讚一詞，他隻說“今而後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與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於中國矣”。所以人們譏之為“二民主義”。後來宋教仁在《社會主義商榷》一文中說：“夫吾人非反對社會主義者，吾人惟以為凡唱一主義，不可不轉其主義自身之性質與作用，並斟酌其客體事物之現狀，以推定其將來所受之結果……”那時的革命派，往往把激進的民主革命綱領和社會主義混為一談。宋教仁斷定欲在中國推行他們所謂的社會革命，一定和中國這個“客體事物之現狀”不相適應，“其將來所受之結果”必至不堪設想。這正是對平均地權或土地國有綱領表示拒絕。
在向西方學習中，宋教仁最感興趣的，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國家製度和議會政治，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去研究這些東西。他陸續翻譯了英國製度要覽，各國警察製度，澳大利、匈牙利製度要覽，俄國財政製度，美國製度概要，德國官製等等，而英國製度要覽又引起了他更多的注意。當1911年4月間，正是在廣州大舉起義的緊張日子，宋教仁參與了這次起義工作，繼陳餉明任編製部部長。但他到香港後，卻致力於草擬文告、約法和中央製度、地方政治機關的設施，成三巨冊，準備充當未來的民主共和國的叔孫通。這種努力，對於堅定革命信心，鼓舞革命鬥誌，不能說沒有積極作用。可是宋教仁不是以更大的注意力集中對付當時最為迫切的你死我活的實際鬥爭，就未免緩急失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