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上推溯到1903年，試看章太炎的一首有關孫中山的題詩。這一年，出版了章士釗譯宮崎寅藏著的《孫逸仙》一書。章太炎為這本書題詩一首。詩雲：“索虜昌狂泯禹績，有赤帝子斷其嗌，揜跡鄭洪為民辟，四百兆人視茲冊。”把孫中山比作劉邦、鄭成功和革命的農民領袖洪秀全；把記載孫中山早期革命活動的這本書，當作全國人民的必讀之物，進而示意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關係四億人民的命運。對孫中山，可謂推崇備至，愛戴甚真了。相隔二十多年，來了個大顛倒。為什麼？兩人革命的出發點本就很不相同，章太炎對孫中山一時的傾倒，不過求其同而未論其異，而且，孫中山在前進，特別是實行革命的三大政策，思想飛躍；章太炎呢，不僅頑固不前，還在倒退，用魯迅的話說，是“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兩個人向相反的方向走去，距離愈來愈遠。因而，從擁孫到反孫，從初見時的“與語大悅”，到中山死後，章氏餘恨猶在，竟誣之為魏忠賢，前後判若兩人。
反孫擁黎破壞革命
章太炎曾經革命，他主張推翻滿清，意誌堅決。他在1903年同蔡元培、陶成章等建立革命組織光複會，1906年又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他在這些年頭裏，奔走呼號，被捕入獄，臨危不懼，甚至發出了壯烈的呼聲，準備犧牲：“臨命須摻手，乾坤隻兩頭。”辛亥革命之後，章太炎對袁世凱，從抱有幻想，屈身相從，到幻想破滅，進行鬥爭，表現出很有作為。魯迅論政治上的章太炎，也就舉此兩事，所謂“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大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和“七被追捕，三入牢獄”（按“三”應為“二”），不為無因。
可是，章太炎參加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不久，便和孫中山搞摩擦，鬧分裂，終而至於立山頭，搞陰謀，大反孫中山。辛亥革命之後，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章太炎回國，任臨時大總統顧問。他跟著袁世凱跑，逼迫孫中山下台。對袁世凱失望了，他就捧出一個黎元洪來反對孫中山。一直到黎元洪死去，他忠心耿耿，為黎效犬馬之勞，始終如一。孫中山死，他是那樣的咒罵。黎元洪死，他怎樣呢？據所見章太炎致黎元洪的左右手、舊政學係頭目李根源的書信，他真是痛不欲生：“本日得報，黎公實已仙逝，地折天崩，哀感何極！”他又為李根源修訂挽詞，又親自在上海為黎元洪設奠，又寫了對黎元洪備極推崇的挽聯。
他吹噓“黎黃陂功業格天，仁聲彰著。世無其人，則中國終於左衽矣”。把一個首鼠兩端被迫投機革命的清朝舊軍官、民國新軍閥，捧到天上去了。《文物》1976年第9期發表的章太炎《致伯中書》14件，有不少吹捧黎元洪的文字，諸如“道德太高”、“黃陂之廉讓，可望責任內閣”之類。他親赴武昌，和黎元洪搞政治交易：“黎公以勉就共和理事相勸，仆亦請黎公為統一黨名譽總理，交叉相倚，以為聯合之圖。此本非為黨勢計，但為明年國會選舉總統耳。”（重點為本文作者所加）章太炎千方百計要為黎元洪選舉總統。後來軍閥混戰之時，章太炎“蟄居”上海，也未脫離政治生活，他仍然非常活躍地在為黎元洪效力。在前舉章太炎《與李根源書》中，這類材料，多若牛毛。他力主空有大總統之名、困居天津的黎元洪南下，籌一筆巨資送給議員，開國會於上海。他為黎元洪獻策：聯合段祺瑞，以張作霖作外援。從表麵看，前一主張，和當時拒絕曹錕賄賂的議員南下，成立非常國會相符，後一主張，也和孫中山聯絡段、張，接著發生倒曹（錕）、吳（佩孚）的第二次直奉戰爭相符。不同的是，章太炎出此，完全是為了替黎元洪打江山。他還不斷對浙江軍閥盧永祥做工作，要盧永祥發表聲明歡迎黎元洪南下。對於西南各省，特別是四川的熊克武、劉湘、但懋辛等，他認為關係重大，不斷地為黎元洪聯絡。書信甚多，活動頻繁，中心不外為黎爪牙。他為黎元洪又獻“亟策”（“公先南下，議員隨至”），又獻“緩策”（多達五條，連發空白命令，以便從上到下封官晉爵的條陳也想到了）。黎元洪遲遲不敢南下，章太炎如熱鍋上螞蟻，焦急不堪，函電交馳，為黎打氣鼓勁，勸他“夫欲發憤為雄，則當奮身先進”，甚至利令智昏地說：“夫今日人情，一致抗拒曹逆，則間接歸向我公。”黎元洪似乎胸無大誌，章太炎有些埋怨了：“我公已為曆史人物，不可以富貴自了。我公當為負責主任，不得以安肆自偷。”他還情急到攤了底牌：“炳麟上此一書，即為歡迎我公之哀的美敦書也。”怎奈黎元洪還是不爭氣，不肯南下，章太炎頗為灰心，但仍賈其餘勇，建議黎元洪與張作霖進一步合作，“且就東北建設行在”，“遷政府於吉林長春等處”。黎元洪這個阿鬥，終於扶不起來，章太炎有些難過了。他不勝感慨：“吾輩在此，隻如藥中甘草，調和群味。但如辛苦過甚，則非甘草所能調。”這是幫閑的自嘲，也是聊以自慰。
往上推溯到1903年，試看章太炎的一首有關孫中山的題詩。這一年，出版了章士釗譯宮崎寅藏著的《孫逸仙》一書。章太炎為這本書題詩一首。詩雲：“索虜昌狂泯禹績，有赤帝子斷其嗌，揜跡鄭洪為民辟，四百兆人視茲冊。”把孫中山比作劉邦、鄭成功和革命的農民領袖洪秀全；把記載孫中山早期革命活動的這本書，當作全國人民的必讀之物，進而示意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關係四億人民的命運。對孫中山，可謂推崇備至，愛戴甚真了。相隔二十多年，來了個大顛倒。為什麼？兩人革命的出發點本就很不相同，章太炎對孫中山一時的傾倒，不過求其同而未論其異，而且，孫中山在前進，特別是實行革命的三大政策，思想飛躍；章太炎呢，不僅頑固不前，還在倒退，用魯迅的話說，是“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兩個人向相反的方向走去，距離愈來愈遠。因而，從擁孫到反孫，從初見時的“與語大悅”，到中山死後，章氏餘恨猶在，竟誣之為魏忠賢，前後判若兩人。
反孫擁黎破壞革命
章太炎曾經革命，他主張推翻滿清，意誌堅決。他在1903年同蔡元培、陶成章等建立革命組織光複會，1906年又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他在這些年頭裏，奔走呼號，被捕入獄，臨危不懼，甚至發出了壯烈的呼聲，準備犧牲：“臨命須摻手，乾坤隻兩頭。”辛亥革命之後，章太炎對袁世凱，從抱有幻想，屈身相從，到幻想破滅，進行鬥爭，表現出很有作為。魯迅論政治上的章太炎，也就舉此兩事，所謂“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大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和“七被追捕，三入牢獄”（按“三”應為“二”），不為無因。
可是，章太炎參加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不久，便和孫中山搞摩擦，鬧分裂，終而至於立山頭，搞陰謀，大反孫中山。辛亥革命之後，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章太炎回國，任臨時大總統顧問。他跟著袁世凱跑，逼迫孫中山下台。對袁世凱失望了，他就捧出一個黎元洪來反對孫中山。一直到黎元洪死去，他忠心耿耿，為黎效犬馬之勞，始終如一。孫中山死，他是那樣的咒罵。黎元洪死，他怎樣呢？據所見章太炎致黎元洪的左右手、舊政學係頭目李根源的書信，他真是痛不欲生：“本日得報，黎公實已仙逝，地折天崩，哀感何極！”他又為李根源修訂挽詞，又親自在上海為黎元洪設奠，又寫了對黎元洪備極推崇的挽聯。
他吹噓“黎黃陂功業格天，仁聲彰著。世無其人，則中國終於左衽矣”。把一個首鼠兩端被迫投機革命的清朝舊軍官、民國新軍閥，捧到天上去了。《文物》1976年第9期發表的章太炎《致伯中書》14件，有不少吹捧黎元洪的文字，諸如“道德太高”、“黃陂之廉讓，可望責任內閣”之類。他親赴武昌，和黎元洪搞政治交易：“黎公以勉就共和理事相勸，仆亦請黎公為統一黨名譽總理，交叉相倚，以為聯合之圖。此本非為黨勢計，但為明年國會選舉總統耳。”（重點為本文作者所加）章太炎千方百計要為黎元洪選舉總統。後來軍閥混戰之時，章太炎“蟄居”上海，也未脫離政治生活，他仍然非常活躍地在為黎元洪效力。在前舉章太炎《與李根源書》中，這類材料，多若牛毛。他力主空有大總統之名、困居天津的黎元洪南下，籌一筆巨資送給議員，開國會於上海。他為黎元洪獻策：聯合段祺瑞，以張作霖作外援。從表麵看，前一主張，和當時拒絕曹錕賄賂的議員南下，成立非常國會相符，後一主張，也和孫中山聯絡段、張，接著發生倒曹（錕）、吳（佩孚）的第二次直奉戰爭相符。不同的是，章太炎出此，完全是為了替黎元洪打江山。他還不斷對浙江軍閥盧永祥做工作，要盧永祥發表聲明歡迎黎元洪南下。對於西南各省，特別是四川的熊克武、劉湘、但懋辛等，他認為關係重大，不斷地為黎元洪聯絡。書信甚多，活動頻繁，中心不外為黎爪牙。他為黎元洪又獻“亟策”（“公先南下，議員隨至”），又獻“緩策”（多達五條，連發空白命令，以便從上到下封官晉爵的條陳也想到了）。黎元洪遲遲不敢南下，章太炎如熱鍋上螞蟻，焦急不堪，函電交馳，為黎打氣鼓勁，勸他“夫欲發憤為雄，則當奮身先進”，甚至利令智昏地說：“夫今日人情，一致抗拒曹逆，則間接歸向我公。”黎元洪似乎胸無大誌，章太炎有些埋怨了：“我公已為曆史人物，不可以富貴自了。我公當為負責主任，不得以安肆自偷。”他還情急到攤了底牌：“炳麟上此一書，即為歡迎我公之哀的美敦書也。”怎奈黎元洪還是不爭氣，不肯南下，章太炎頗為灰心，但仍賈其餘勇，建議黎元洪與張作霖進一步合作，“且就東北建設行在”，“遷政府於吉林長春等處”。黎元洪這個阿鬥，終於扶不起來，章太炎有些難過了。他不勝感慨：“吾輩在此，隻如藥中甘草，調和群味。但如辛苦過甚，則非甘草所能調。”這是幫閑的自嘲，也是聊以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