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1940年寫的小說《巴黎的陷落》原先被意識形態主管部門認為有問題而禁止出版，但斯大林卻過問此事，讚同出版。於是主管領導立即向他道歉，各出版單位紛紛要求搶出此書。由此，也可看出斯大林對他的確是網開一麵。
1956年,蘇共“二十大”召開，開始批判斯大林。愛倫堡新發表的小說《解凍》透露出新的時代氣息，又聲震一時，以致後來“解凍”甚至成為“某種思潮”的象征。對自己這種一百八十度的思想大轉彎，愛倫堡當有種種解說，但有些根本性問題他卻無法回避、必須麵對。
他寫道，當時他和不少人就明白，從上到下許多慘遭“清洗”的人實際是清白無辜者，不過對斯大林的盲目崇拜又使他們對此不敢懷疑、更不敢獨立思考，因為“在千百萬人的概念裏，斯大林成了神話中的半神半人。所有的人都戰戰兢兢地反複說著他的名字,相信隻有他一個人能拯救蘇維埃國家免遭侵犯和瓦解”。
神話般的人所做的一切當然不容置疑，偶有疑慮，他們最多認為是因為斯大林並不知情，“不僅是我，很多人也認為，罪行是來自一個號稱‘斯大林式的人民委員’的小人物”。甚至帕斯捷爾納克有一次也對他說:“要是有人能把這一切告訴斯大林那該有多好！”
個人崇拜無疑是導致罪惡的主要根源之一，但並不能以此解釋一切，所以當悲劇結束後他必然要不斷麵對新一代的質問：你們當時幹什麼去了？在這種悲劇中你起了什麼作用，扮演了什麼角色？有那樣多人受罪，遭到殘酷迫害，你為何幸免？對此，愛倫堡作出種種回答、辯解。這些辯白雖然蒼白無力，卻頗引人深思。
他說當這些罪惡初顯苗頭時他就有所感覺,但又說：“這一切有時敗壞了我的胃口，但絕未敗壞我的良心，難道我能預見到事態的發展嗎？”他承認自己也多次產生懷疑，但一再強調“當時我曾長久地設法說服自己：我不理解人民的感情，我是個知識分子，何況又脫離了俄羅斯的生活。後來我對歡呼聲和做彌撒似的修飾語都習慣了，不再注意它們了”。
他還強調，他當時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為雖然明知存在許多罪惡，但為了革命的總體利益而必須保持沉默。他另一個自我辯解的理由是“是的，我知道許多罪行，但要製止它們我卻無能為力。
況且在這種情況下又有什麼可說的呢：就連那些勢力大得多、對情況的了解也清楚得多的人也沒能製止罪行”。他很清楚，在千百萬讀者的心目中，他是一個可以到斯大林麵前去對某一問題提不同意見的作家，當時這可是非同尋常的“禮遇”。
如此得寵，為何對種種罪惡卻無隻言片語？因此，他比其他作家的“責任”要更重一些。所以，他要繼續辯白說“其實我同我的讀者們一樣是‘齒輪’和‘螺絲釘’”。也就是說，自己在罪惡中隻是一個被動的工具。
他在1940年寫的小說《巴黎的陷落》原先被意識形態主管部門認為有問題而禁止出版，但斯大林卻過問此事，讚同出版。於是主管領導立即向他道歉，各出版單位紛紛要求搶出此書。由此，也可看出斯大林對他的確是網開一麵。
1956年,蘇共“二十大”召開，開始批判斯大林。愛倫堡新發表的小說《解凍》透露出新的時代氣息，又聲震一時，以致後來“解凍”甚至成為“某種思潮”的象征。對自己這種一百八十度的思想大轉彎，愛倫堡當有種種解說，但有些根本性問題他卻無法回避、必須麵對。
他寫道，當時他和不少人就明白，從上到下許多慘遭“清洗”的人實際是清白無辜者，不過對斯大林的盲目崇拜又使他們對此不敢懷疑、更不敢獨立思考，因為“在千百萬人的概念裏，斯大林成了神話中的半神半人。所有的人都戰戰兢兢地反複說著他的名字,相信隻有他一個人能拯救蘇維埃國家免遭侵犯和瓦解”。
神話般的人所做的一切當然不容置疑，偶有疑慮，他們最多認為是因為斯大林並不知情，“不僅是我，很多人也認為，罪行是來自一個號稱‘斯大林式的人民委員’的小人物”。甚至帕斯捷爾納克有一次也對他說:“要是有人能把這一切告訴斯大林那該有多好！”
個人崇拜無疑是導致罪惡的主要根源之一，但並不能以此解釋一切，所以當悲劇結束後他必然要不斷麵對新一代的質問：你們當時幹什麼去了？在這種悲劇中你起了什麼作用，扮演了什麼角色？有那樣多人受罪，遭到殘酷迫害，你為何幸免？對此，愛倫堡作出種種回答、辯解。這些辯白雖然蒼白無力，卻頗引人深思。
他說當這些罪惡初顯苗頭時他就有所感覺,但又說：“這一切有時敗壞了我的胃口，但絕未敗壞我的良心，難道我能預見到事態的發展嗎？”他承認自己也多次產生懷疑，但一再強調“當時我曾長久地設法說服自己：我不理解人民的感情，我是個知識分子，何況又脫離了俄羅斯的生活。後來我對歡呼聲和做彌撒似的修飾語都習慣了，不再注意它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