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還強調，他當時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為雖然明知存在許多罪惡，但為了革命的總體利益而必須保持沉默。他另一個自我辯解的理由是“是的，我知道許多罪行，但要製止它們我卻無能為力。
況且在這種情況下又有什麼可說的呢：就連那些勢力大得多、對情況的了解也清楚得多的人也沒能製止罪行”。他很清楚，在千百萬讀者的心目中，他是一個可以到斯大林麵前去對某一問題提不同意見的作家，當時這可是非同尋常的“禮遇”。
如此得寵，為何對種種罪惡卻無隻言片語？因此，他比其他作家的“責任”要更重一些。所以，他要繼續辯白說“其實我同我的讀者們一樣是‘齒輪’和‘螺絲釘’”。也就是說，自己在罪惡中隻是一個被動的工具。
這些辯解確實都有一定道理，但卻不無自相矛盾之處，更重要的是缺乏深深的自責和懺悔。他至多隻承認：“存在過兩個愛倫堡，他們很少和平共處，往往是一個在侮辱甚至踐踏另一個……”但他不能不一再麵對“您居然能幸免於難，這是怎麼回事”的提問，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但又反複辯白說：“如果我是個信教的人，我大概會說，上帝的安排是難以解釋的。”“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裏:一個人的命運不像一盤棋，而是像抽彩。”然而，“當時我簡直不願再活下去，但即使在這樣的日子裏，我也知道自己選擇了正確的道路”。
明明把命運歸結為所謂“上帝的安排”、像抽彩一樣不能把握，也就是說自己其實並無選擇權，卻又堅信、辯白自己的“選擇”正確，不亦悲夫！
之所以陷入這種自相矛盾的困境，就在於他與那個時代曾經融為一體，否定那時代、那段曆史也就否定了自己的一生，因此他堅決不願徹底“認錯”。這種否定是痛苦的，需要靈魂深處的懺悔。
當然，沒有在那種體製下生活過的新一代，很難想象在那種可怕的生存狀態下“生活”（更確切說是“活著”）的可怕，人的心靈能被扭曲到何等地步，所以他們的質問可能有失寬厚，缺乏“理解的同情”，甚至可說是有些“苛責”。
但這並不能成為“當事人”在被質問時刻意回避、百般辯白的理由，如果都找種種外在的客觀“理由”，那麼任何罪惡都可找出各種各樣的理由，因此全都可原諒。一旦如此，人類就會沒有最基本的善惡之別，重新墮入野蠻社會。
無論愛倫堡的辯白是情有可原還是毫無道理，他的種種辯解不能不使人進一步追問、深思:人們曾把中國一些“文人學士”拒絕對自己在“那個年代”的所作所為進行懺悔歸咎於中國文化缺乏懺悔、靈魂拷問的傳統，但俄羅斯文化中那種深深的懺悔精神、那種“靈魂拷問”的悠久傳統卻是舉世公認的。
那麼，這種強烈的精神和深厚的傳統怎麼在愛倫堡這一類“文化人”身上喪失盡淨？是什麼使他們毫無懺悔之心？他們拒絕“靈魂拷問”的原因何在？為什麼幾十年後中國的某些“文人學士”在麵對新一代同樣的指責時，他們的辯解幾乎與愛倫堡一樣？這種“無獨有偶”是否說明其實這無關“傳統”，而是那種相同的“病因”所致，其魔力如此之大，以致能迅速摧毀諸如俄羅斯知識分子那樣深厚的“精神傳統”，遑論其他……這種追問和深思可能更加重要也更有意義。
由於不能完全正視那一段曆史，愛倫堡對一些人與事的分析頗受影響，難免偏見。他對法國作家紀德的謾罵，便非常說明問題。
紀德在沒有到過蘇聯以前也曾對蘇聯充滿憧憬，但他在1936年應遨訪蘇後立即敏銳地發現了當時的種種問題，與其他盲目歌頌斯大林和蘇聯的左翼作家不同，他回國後發布了《從蘇聯歸來》一書，對蘇聯當時的問題作了坦率的揭露和批評。
幾十年後愛倫堡寫此回憶錄時曆史已經證明了紀德的正確，愛倫堡此時對斯大林時代的揭露、批判也比當年的紀德有過之而無不及，但令人“咄咄稱奇”的是他不僅不承認紀德的先見之明和道德勇氣、不承認自己當年的蒙昧和怯懦，反而依舊對紀德作了最惡毒的謾罵。
在“紀德——他不過是一隻螟蛾”這整整一章的篇幅中，他用“極度輕率”、“自戀”等言語來形容紀德，連紀德對妻子的深深愛戀都成為他嘲笑的內容，甚至咒罵紀德有“精神上的陰部露出症”！顯然，正是對“過去”的矛盾態度和心理，導致了這種使人深感可悲的理智混亂。
要完全擺脫因襲的重擔，徹底承認過去的錯誤的確不易。當過去的罪行和產生罪行的社會、政治及個人的原因沒有得到徹底清理時，對過去沒有清醒、理智、徹底的重新認識，難免會有種種謬見，會產生種種混亂，過去也就很可能重演。愛倫堡的困境說明如何認識那一段曆史，的確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