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下過一篇名叫《國家訂單》的小說，在小說中，我曾這樣描寫我們這一代人另一種命運的開端：“他背著一個破蛇皮袋離開故鄉，那是一個清晨，天剛蒙蒙亮，初春的風，吹在臉上，像小刀子在割。路兩邊，都是湖，湖睡在夢中，那麼寧靜，他的腳步聲，驚醒了狗子，狗子就叫了起來，狗子一叫，公雞也開始叫，村莊起伏著一片雞犬之聲。他在那一刻停下了腳步，回望家門，家裏的燈還亮著。”
《人民文學》的編輯在卷首裏這樣寫道：這是一個典型的中國情景，三十年來，無數的中國人在這樣的清晨離開了他們的村莊，懷著對外麵的廣大世界的夢想開始漂泊與勞作。他們是“中國奇跡“的創造者，他們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使“中國製造＂遍布世界的各個角落。與此同時，他們也在創造著自身的生活和命運，他們夢想著奇跡，而前所未有的機會與自由在這個時代正向著人們敞開。
是的，前所未有的機遇在向人們敞開，這是一代人的夢想的開始，而通往夢境的過程千差萬別。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失敗了，更多的人，無所謂成功與失敗，他們的激情漸漸被生活磨平，追夢的過程，最終變成了另外的一種生存方式。早期的打工者，大抵是懷著夢想出門打工的，是理想主義者，而後來，打工成為了一種常態，一種不用選擇的必經之路。理想主義的色彩淡出了，我不知道，這種轉變意味著什麼。我接觸過許多八零一代，九零一代出生的打工者，他們的心態，比我們這一代人要平和，他們沒有那麼理想主義，他們以一種常態來看待打工生活，融入城市的渴望似乎也沒有我們那麼強烈。我覺得這是好事，我們打工，背著沉重的包袱，他們打工，是輕裝上陣。可欣慰之餘，我又有些擔憂，我覺得，人還是要有些理想主義的。
回望來路，我在外打工已經有整整十五年了。我依然在城裏漂泊，我努力渴望在城裏紮下根，去年，也在東莞的一個小鎮上有了自己的房子。我以為我是城裏人了，可當我麵臨孩子上學，麵臨要去買醫保、社保時，我才知道，我的肉身住在了城裏，可是我並沒有拿到進入城市的準入證。我的孩子要讀民辦的學校，我們還是無法為生活買上一份保險。可是這些重要嗎，如果有一天我真有了這準入證，我就能成為城裏人，能真正融入城市嗎？我的骨子裏流動的是農民的血，我的親人們都住在那個叫南湖村的村莊。那麼，我還是一個真正的農民嗎？我一日日肥胖的身軀，還能在農田裏侍弄莊稼嗎？我真的還能適應農村的生活嗎？我不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這樣描述我現在的狀態，我說我是一個漂蕩在城市與鄉村之間的離魂。當然，這是很文學的說法，通俗的說話其實更準確——農民工。我不是農民，不是工人，我是農民工。想出農民工這個詞的人，當真是個天才！
當然，這樣的狀態，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個體的。如果是這樣，那麼對於它的書寫，就失去了文學普世的價值和意義。我的作品，如果也曾經感動過一些讀者，我想，正是因為，我筆下人物的苦樂酸甜，不是某一個人的，也不是小說中的人物獨有的，他是一個群體的縮影。如果我的文字，從某一個側麵寫出了這個時代的某些特征，那，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我寫下過一篇名叫《國家訂單》的小說，在小說中，我曾這樣描寫我們這一代人另一種命運的開端：“他背著一個破蛇皮袋離開故鄉，那是一個清晨，天剛蒙蒙亮，初春的風，吹在臉上，像小刀子在割。路兩邊，都是湖，湖睡在夢中，那麼寧靜，他的腳步聲，驚醒了狗子，狗子就叫了起來，狗子一叫，公雞也開始叫，村莊起伏著一片雞犬之聲。他在那一刻停下了腳步，回望家門，家裏的燈還亮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