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爺,養不起(2 / 3)

即使這樣,朱棣還是不放心,對於存留的藩王們,更是極力削減力量,各地藩王的武裝,被想方設法削減。藩王幹涉軍務乃至地方政務的現象,更是明令禁止,發現了就抓。在那以後,明朝對藩王的禁令越發嚴苛,甚至藩王們不但不能與官府結交,更不許從事士農工商之類的行業。連出城郊遊都要被監控。至此以後,所謂位高權重的藩王,大多成了一群錦衣玉食的高級囚徒。

朱棣的削藩,從效果說,是立竿見影。之後明朝雖然也發生過藩王叛亂,但幾乎每一次都被迅速平定,從沒鬧出過“靖難”那樣的大折騰。而藩王們的生活,也從生下來就注定:隻要不亂說亂動,生活還算美好。

藩王從此養不起

在永樂朝之後嚴厲地削藩下,明朝的藩王們,政治上沒了出路,生活上,卻總算還有追求。

因為明朝的藩王製度,一個最大的麻煩就是曆代分封不斷,隻要是皇室子弟,就要分封給爵,就是要用國家的財政,把王爺們養起來。日久天長,越養越多,財政負擔也就越大。

明朝養藩王的開支有多大?看看製度規定就知道:皇帝的其他兒子,要封親王,親王的世子襲爵,其他兒子都是郡王。郡王的長子襲爵,其他兒子要封鎮國將軍。再往下,鎮國將軍的兒子們,要封輔國將軍,輔國將軍的兒子封奉國將軍,奉國將軍的兒子封鎮國中尉,如此世代傳承,宗室裏靠國家財政養活的“寄生蟲”可以說是幾何級數增加。

而從財政開支說,親王的固定工資,即祿米,每年就有一萬石,郡王是兩千石,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其他的各類爵位,更都有數額規定,累積下來,本身就是個天文數字。另外還有每年不固定的各類賞賜,有時候甚至比固定工資還多。

而對於藩王來說,政治上沒自由,吃飯穿衣受限製,但生孩子的自由,卻是絕對有。大多數的藩王都是逮著機會可勁生。生了就要給待遇,世代繁衍下來,人數滾雪球一樣增加。就拿《天潢玉牒》裏的記錄說,到了嘉靖初年,明朝的宗室總數,就比明初膨脹了上千倍。萬曆年間,總數長到三十多萬,明末天啟年間,更有六十多萬。

所以自此以後,明朝曆代皇帝麵臨的藩王問題,也就因此不同。明初的皇帝,愁藩王們造反,明中期以後的皇帝,愁怎麼養活這群人吃飯。

這個問題,嘉靖年間明朝禦史林潤的奏折裏,說的就很清楚:天下供應京城的糧食,每年四百萬石,但各王府消耗國家的糧食,每年卻有八百萬石。具體到地方上,軍事重鎮山西省,每年存留糧食一百九十萬石,但當地王府消耗糧食,卻有三百多萬石。河南省存糧九十四萬石,當地藩王消耗糧食,卻有一百九十多萬。也就是說,全國的稅糧加起來,也填不滿藩王的嘴。

而除了這些固定的財政補貼外,各地的藩王們,其實也都生財有道。搞政治沒前途,搞經濟挖國家牆角,那是各個都有一套本事。

最固定的辦法,就是“欽賜”,就是向朝廷討要土地。在明朝中前期,比如宣德、正統年間,明朝賜予藩王的土地,通常都是幾十頃,到了明朝中期,就有了幾千頃,比如明孝宗的弟弟興獻王,就藩的時候,一次就賞賜給他四千多頃土地。等到萬曆、天啟年間的明末,更是變本加厲,比如萬曆皇帝最寵愛的兒子,福王朱常洵,一次賞賜莊田就有四萬頃。

這樣做的惡果可想而知:肥了藩王的腰包,卻壞了國家的財政,賜出去多少田地,國家就流失多少財政收入,外加每年巨額的恩養藩王的開支,哪怕是太平年月,國家的財政,也常捉襟見肘。倘若趕上鬧災打仗,更時常窮得叮當響。

而且即使如此,藩王們還是不消停,大多數藩王,一輩子都在想盡辦法發財,通用的招數,就是侵占民田。

侵占民田的招數,也有好幾種,一種是造假,就是故意把看中的好田地,勾結官府指認成荒地,求得朝廷賜予,然後強行侵占。另一種叫“投獻”,就是很多交不起稅的小民,自願把田地放在藩王名下,以此來逃避稅賦。如此一來,明朝中後期的土地兼並,也就越演越烈。

到了明末,土地兼並極為劇烈的河南地區,當時號稱“中州地半入藩府”,也就是說差不多一半的土地,都被藩王侵占。與之對應的,河南成了明末農民起義的“重災區”,那位曾一次性拿到四萬多頃賞田的福王朱常洵,後來更被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殺掉。而在整個明末農民戰爭中,藩王們的巨額財富,平日裏藏著掖著,舍不得拿出來,一鬧農民起義,幾乎都被農民軍打包全收,成了農民軍的錢糧資本。後來明朝亡於農民起義,從這個角度說,藩王們做了“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