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末群雄之中，陳友諒的軍隊最精銳，疆土最廣闊，就連野心也是最大的。我雖然占據了應天，但我知道，陳友諒並沒有將我放在眼裏。在他看來，憑他的實力，打敗我是輕而易舉的事。剛開始的時候，他並不想因為我而折損自己太多的實力，他想與張士誠聯手，對我采取東西夾擊之勢。
陳友諒親自帶領水陸大軍從江州（今江西九江）順流東下，乘坐一百多艘大船，幾百條戰舸，遮天蔽日地向我殺將而來。他以為，這般陣仗，就是打不死我，也能嚇死我。
麵對大軍逼近，我手下那些將領果然慌了神。於是，有人主張投降，有人認為應該放棄應天，避其鋒芒。主戰派則提出主動出擊太平，以牽製陳友諒的兵力。那些膽小的投降派已經在背地裏收拾細軟，盤算破城後的去處。
危急存亡時刻，老天爺又一次眷顧我。此時元軍正全力與小明王周旋，根本無暇顧及我這個新崛起的勢力。各處紅巾軍割據政權正在竭力對付元軍的進攻，沒人將我視為他們潛在的最大威脅。正因為如此，我才得以不聲不響地坐收漁翁之利。
從至正十五年到至正二十年，紅巾軍已經不需要再避元軍鋒芒，而是主動開辟正麵戰場。劉福通率領的軍隊死死拖住了元軍主力，使其疲於奔命，這為我贏得了極其寶貴的發展良機。
至正十六年（1356）秋天，紅巾軍經過短暫的休整之後，從去年那場失敗中漸漸恢複了士氣，也同時補充了兵力。新的戰略開始實施，在全國範圍內向元兵大舉進攻。劉福通的軍隊兵分三路：一路奔晉冀；一路攻關中；一路由山東北犯。
一路軍分為兩縱：一縱出絳州，一縱出沁州，過太行山，破遼潞，陷冀寧，攻保定，下完州，掠大同興和塞外部落，攻下上都，轉掠遼陽，直到高麗。從西北折回到東北，兜了一大圈。
二路軍陷鳳翔，興元，南進四川；別部又陷寧夏，掠靈武諸邊地。
三路軍占取山東西北部、河北南部，北取薊州，犯郭州，略柳林，逼大都。劉福通自統大軍占領山東西南角和河南北部。
至正十八年（1358）五月，紅巾軍攻下汴梁，接小明王來此定都。
得人心者得天下，中國自古以來窺伺權力的人都對這句話耳熟能詳。雖然熟悉，可往往臨到自己行事時，卻又忍不住把它拋在一邊，原因就在於麵對現實的利誘，無法克製自己的欲望。我想，我比別人高明的地方可能就在於懂得區分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更懂得為了長遠利益而克製自己的欲望，控製自己的行為指向。
當時紅巾軍在各地造成的破壞非常嚴重，殺人擄掠，焚蕩城郭，類似強盜土匪的做法，隻會喪失民心。他們殺戮的對象並不隻限於權貴階層，就連普通農民也在被傷害之列。
老百姓嚐盡了人間疾苦，他們有著對“仁政”的強烈渴望。曾經掙紮於社會底層的我，對此有著更為刻骨銘心的體會。在儒生們的指引下，我打起儒家“尊王攘夷”的大旗。長江南北的漢族人民已經被蒙人和色目人統治了近百年，吃盡了民族壓迫的苦頭。可以說，我打起民族主義的這麵大旗是上應天理，下合人心的。
我在北伐元王朝的檄文中說：“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複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
我的這些政治主張對於那些處於第三、第四等級的漢人、南人是具有一定的號召力和煽動性的：
“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汙膻腥，生民擾擾，故率群雄，奮力擴清，誌在逐胡虜，除暴亂，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國之恥，爾民其體之。”
於我而言，我要在盡可能短的時間裏把天下人都動員起來，讓他們站在自己這一邊。
與對那些普通武夫的態度不同，我對儒生不會一殺了之，而是尊重、善待他們。我喜歡親近儒生，讓許多人主動來投奔我。他們也希望能夠幫助我，重建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國。他們將儒家的仁義之道灌輸給我，讓我這個沒有讀過幾天書的粗人頓覺精神世界豁然開朗，明白天下之道，在於仁義。
至正十四年（1354）打下定遠之後，最先投奔我的讀書人是馮國用、馮勝兄弟二人。我問他們如何安定天下，這也是我錄用人才必須要過的首要一關。通常情況下，在一番交流之後，我就能知道他們到底有無才華和天分，是不是我需要的人才。他們說了半天，隻有一個主題，那就是“有勢者強，有德者昌”。意思是，有了力量就會變得強大，但是要想發達就要做到有德。
他們還勸告我：“金陵（集慶古名）龍蟠虎踞，願定鼎金陵，倡仁義以一天下。”對於他們帶有前瞻性的這一套說法，我感覺很新鮮，也很有道理。
在此之前，我並沒有認真考慮過自己的發展方向與政治理念。我能夠想到的就是，如何趨利避害，讓自己在當下的亂世之中生存得久一些，再久一些。紅巾軍的組成成分其實很簡單，就是一幫用武力撈取報酬的農民，他們並沒有遠大的政治理想。
像我這樣掙紮於生存底線的遊民，或者說家有兩畝薄田的農民，參加紅巾軍，不過是為了圖一頓飽飯，希望借此來改變自身的命運。對於我們來說，所謂有德，就是不要亂殺人，不要亂搶財物，要有自己遠大的目標。倡仁義，收人心，對於成就事業是最重要的。
馮氏兄弟說的這番話讓我豁然開朗，這套生存理念與先前農民軍打家劫舍似的燒殺搶掠真是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在進攻滁州的路上，歙縣人李士元又前來求見，此人就是日後名震四海的李善長。在投奔我之前，李善長不過是鄉間的儒生，但他治學所長是法家，最為重視法製律令，又加上他頭腦敏銳，善於料事，正是我所需要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