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封信我沒找禦用文人代筆，而是自己親筆所寫。文臣好弄筆墨，所擬詞意，通常不能表達出我內心的真實情感。在這裏我既沒有虛偽客套，更沒有用“禮賢下士”那些陳詞濫調。
我並不是靠道德激勵回報那些文人儒士，在我的功臣序列裏，文官地位還是很高的。盡管如此，我與他們的親密關係並沒有維持多久。戶部尚書茹太素是個剛烈之人，愛說老實話，幾次因為衝撞我，被廷杖、降官，甚至腳上戴著鐐銬辦公。有一天，我在偏殿賜宴，當場送給他一句警告詩：“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茹太素接道：“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我以死相脅，他卻向我表明了自己的忠心。盡管如此，最後他還是難逃一死。
江西貴溪的夏伯啟叔侄不願在朝中做官，為了逃避朝廷征用，他們不惜將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砍掉，以示決心。我聞訊大怒，將夏伯啟叔侄抓到南京，梟首示眾，全家籍沒。
蘇州人姚潤、王謨，也是因為同樣原因，被我誅殺。我尤其痛恨那些動不動就托身於寺廟的前朝官員，對於隱而不出的讀書人，我不惜采取激烈手段，甚至將他們埋入地中，隻露出一顆腦袋，然後用刀斧將其削去，稱為“鏟頭會”。
在我的一壓再壓之下，這時候的讀書人已經無法再像傳統文士那樣動不動就歸隱山林。我心裏也清楚，那些拒絕與我合作的文人在骨子裏是輕賤我的，他們看不起我這個曾經做過乞丐，做過和尚的無業遊民。而在我看來，這天下如今已是我朱元璋的天下，所有的讀書人都應該懷著一顆感恩之心對待我。
在我所頒布的《大誥》裏有一項“寰中士夫不為君用”罪，犯此罪的人會被抄斬。有學問才識卻不能為君王所用就是目無君上，這樣的人留著也沒用，就該殺頭抄家。
文化上的自卑使得我對讀書人采取更為嚴苛的手段，甚至不惜通過文字獄來迫使他們承認我至高無上的地位。洪武年間，讀書人的尊嚴被我一再剝奪，而我這個帝王也需要在生殺予奪中享受極權所帶來的威嚴與快意。
洪武七年（1374），我的一位貴妃去世。按照古禮，庶母死，子孫不需服喪。可我十分喜歡這位妃子，要求兒孫給她服喪。我的這一決定，引來那些好事的文臣紛紛上書，他們反對我更改古禮。當皇帝真是不自由，我因此寫了篇《孝慈錄》，大罵這些儒生是死讀書、讀死書的“迂儒”，不知道審時度勢，靈活地處理現實問題。
為了敲醒這些自以為是的文人，我不惜用最難聽的話諷刺他們。我曾經寫過一篇《辟阿奉文》，在這篇文章中，我說他們的所作所為還不如唐代的女人有風骨。唐代的宮女在皇帝麵前都敢說真話，可是這些文人們一個個卻活得唯唯諾諾，毫無骨氣。我不由發出感慨：“唐婦人，猶過今之儒者。”
雖然我越來越看不起那些儒生，但我對儒生的防範戒備心理卻絲毫沒有放鬆。
在任何場合，我都稱自己是“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畝”“出身寒微”，顯得十分豪爽坦率。但這些話隻能由我自己來說，別人說不得。
做了皇帝，我的個人避忌變得更多。洪武三年禁止小民取名用“天、國、君、臣、聖、神”等字，洪武二十六年榜文禁止百姓取名用“太祖、聖孫、龍孫、黃孫、王孫、太叔、太兄、太弟、太史”等字樣。但凡“光”“禿”“僧”等與和尚沾邊的字眼兒，都會犯禁忌。我是農民軍起兵，不能聽見別人在我麵前提“賊”和“寇”二字。大臣們在血的教訓之下，也慢慢知道了我的忌諱。盡管如此，我還是不放心，總懷疑有些人在背地裏拐彎抹角地罵我，於是將禁忌範圍進一步擴大。比如“生”字，因為音近乎“僧”，在我看來就不懷好意；“則”字也很危險，因為“則”在淮西方言中發音與“賊”同。
因為這些敏感詞，很多人頭落地。
翰林編修高啟作詩：“小犬隔牆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被腰斬。
禦史張尚禮作詩：“夢中正得君王寵，卻被黃鸝叫一聲！”下獄死。
僉事陳養浩作詩：“城南有安婦，夜夜哭征夫”，被投入水中溺死。
兗州知府盧熊把“兗”錯寫成“袞”，被我視為不敬，斬。
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作《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則”與“賊”同，我認為罵我起兵當過賊，斬。
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作《長壽表》中有“垂子孫而作則”一句，斬。
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作《賀冬表》中有“儀則天下”一句，斬。
桂林府學訓導蔣質作《正旦賀表》中有“建中作則”一句，斬。
常州府學訓導蔣鎮作《正旦賀表》中有“睿性生智”一句，“生”與“僧”同，我認為罵我當過和尚，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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