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達攻克鎮江後找到秦從龍，我趕緊派侄兒朱文正和外甥朱文忠帶著錢財、寶物前去禮聘。秦從龍來到南京，我親自到龍江（在今南京中山門外）迎接，與他同榻而眠，朝夕相對，向他請教時政策略。後來建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我搬進元朝禦史台府第居住和辦公，也將秦從龍安置於西華門外，事無大小，都要和他商量。為了表示尊重，我每一開口必稱他為先生，從來沒有直呼過他的名字。
每年逢秦從龍生日，我和太子都會送上一份大禮，或者親自到他的家中，與其對飲。秦從龍被我的誠意打動，又將另一位高學之士陳遇推薦給我。
我自立吳王後，在建置百官的同時，又派遣吳林、魏觀等人專門負責為我搜羅那些散落民間的賢才大儒。這樣的人才越多越好，我恨不得能夠將天下儒者文士都聚集在我的周圍。就算我將他們養在身邊派不上用場，也好過他們被地方陣營收買，成為我的對手。
2.我憂你愁的分裂期
與創業階段不同的是，大明建國後，我不再滿世界去尋找讀書人。這時候，那些天生喜好功名的讀書人會主動上門，而我廣泛建立起來的教育係統，也開始發揮作用，為我大明不斷培養出人才。當讀書人越來越多，他們在我心中的地位和存在的價值也越來越低。
我相信讀書人的才華，卻不相信他們能為朝廷盡其才，他們的才華是我最為看重的，也是我最不放心的。在奪取天下的過程中，我廣納賢才，嚴禁各級將官私自任用儒士，絕不允許儒生士子在那些武將麵前議古論今，以免他們走文武結合的路子。
我擔心的是，這些文臣武將會在條件成熟後站出來與我分庭抗禮。於是，我對那些不受征聘，拒絕與我合作的儒生不惜采用激烈手段，動用嚴刑峻法予以製裁。
洪武五年（1372）的一天，我在翻閱《孟子》時，不經意讀到“民貴君輕”一章，其中有“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的話。
這句話擊中了我內心的要害之處，讓我如坐針氈，心煩氣躁。我一邊讀，一邊罵。如此荒謬之言，哪裏像是一個臣子說的話？如果孟子活在當下，豈可免我一刀？我當天就命令將孟子的牌位搬出文廟的殿外，說出如此大逆之言的人不配得享。我警告那些意欲勸阻的文官，如果誰敢諫言，我就讓衛士用箭射死他。
這樣一道聖旨，讓滿朝文武驚恐得不知所措。當然在這其中也有不怕死的，刑部尚書錢唐就是其中一個。他挺身而出，抗疏直言，為孟子鳴冤。他這麼做分明是在向我發出挑釁，讓我憤怒無比。內侍將我動怒的情景描述給錢唐，他卻不以為然地說：“臣為孟軻而死，死有餘榮。”
當這句話傳到我的耳朵裏，我自然不能放過他。我正要派人捉拿錢唐，他居然讓人抬著一副棺材，袒著胸，抱著必死的決心，來與我理論。
錢唐的倔強表情讓我更加憤怒，我讓衛士連著射了他好幾箭。他的左臂、右肩、胸部都中箭，最後倒在朝堂之上。他掙紮著向我爬過來，看著他痛苦執拗的樣子，我不由地做出了讓步。此事之後，我不但沒有治錢唐的罪，而且讓太醫為他治療箭傷。我欣賞錢唐這樣的剛直之臣，或許這就是我在文官中苦苦尋覓不得的文人風骨。
第二年，冷靜下來的我又下了一道諭旨：“孟子辨異端，辟邪說，發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就這樣，我又將孟子的牌位重新請了回去。
天下紛亂未定，那些隱於市、藏於野的讀書人不願意出仕也可以理解，畢竟人各有誌。如果逼急了，他們有可能會跑到我的對手那裏去。對於他們，我通常會擺出一副寬容大度的態度。如今天下歸一，我做了新王朝的主人，讀書人不能再有其他的選擇。對於那些不給我麵子的讀書人，我也不必再容忍。如果這時候誰再拂逆我，我就會動用威權來懲治他們。
在渡江之前，有一個名叫田興的謀士，曾經深得我的信任。不過此人是一個淡泊名利的大雅之士，眼見我一步一步地奪得天下，卻不願意留下來與我共享榮華，選擇離開我，從此泛舟江湖做了一個浪蕩客。在我當上皇帝的第三年，我又想到了這位朋友，就寫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給他。
“元璋見棄於兄長，不下十年。地角天涯，未知雲遊何處，何嚐暫時忘也。近聞打虎留江北，為之喜不可抑。兩次招請，更不得以勉強相屈……雖然，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者，不同父母，甚於手足，昔之憂患與今之安樂，所處各當其事，而平生交誼，不為時勢變也。皇帝自是皇帝，元璋自是元璋，元璋不過偶然作皇帝，並非作皇帝便改頭換麵，不是朱元璋也。本來我有兄長，並非作皇帝便視兄長如臣民也。願念兄弟之情，莫問君臣之禮。至於明朝事業，兄長能助則助之，否則，聽其自便。隻敘兄弟之情，斷不談國家之事。美不美，江中水，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再不過江，不是腳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