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王陽明備述“賊眾”為“賊”的不智，同時為其開脫，承認他們有不得已的苦衷：“夫人情之所共恥者，莫過於身被為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甚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為盜，爾必怫然而怒。爾等豈可心惡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有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為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為官府所迫，或是為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
接著，王陽明替他們指明生路：“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從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尚且不忍；況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為此。我每為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為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誑爾；若謂我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為父母者亦必哀憫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
考慮到有些人還抱有僥幸心理，以及對官府的猜疑心理，王陽明繼續勸說：“聞爾等辛苦為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為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遊田野之內。豈如今日，擔驚受怕，出則畏官避仇，入則防誅懼剿，潛形遁跡，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爾等好自思量，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即視爾為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罪……爾等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為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於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為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
最後，王陽明表明了願意給“賊眾”自新之路的誠意：“吾豈好殺爾等哉？爾等苦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無衣，饑無食，居無廬，耕無牛，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吾欲使吾民避爾，則田業被爾等所侵奪，已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爾，則家資為爾等所擄掠，已無可賄之財；就使爾等今為我謀，亦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吾今特遣人撫諭爾等，賜爾等牛酒銀兩布匹，與爾妻子，其餘人多不能通及，各與曉諭一道。爾等好自為謀，吾言已無不盡，吾心已無不盡。如此而爾等不聽，非我負爾，乃爾負我，我則可以無憾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興言至此，不覺淚下。”
王陽明的勸說，都針對“賊眾”的心理而發，並不講什麼忠君愛國的大道理，隻講小道理，一切為“賊眾”的身家性命考慮，而且軟話中夾著硬話，硬話中有軟話，軟硬兼施，直攻其心，除非反叛意誌特別強烈的人，誰能不動心呢？
後來，當王陽明進軍廣東時，廣東的農民起義軍多數主動投降，瑤族暴動的首領金巢、盧珂等也率眾投降，盧珂參加剿匪戰鬥，立了大功，還被王陽明保舉為官。可見王陽明的“精神炸彈”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
當王陽明舉兵平定寧王朱宸濠叛亂時，雙方最後決戰於鄱陽湖。當時叛軍兵力甚強，且擁有當時最先進的火炮，使官軍損失慘重，幾乎抵敵不住。此時，王陽明又放出了早就準備好的“精神炸彈”——用竹木削成的“免死牌”，上書一行小字：“宸濠叛逆，罪不容誅；協從人等，有手持此板，棄暗投明者，既往不咎。”王陽明下令連夜將幾十萬塊“免死牌”扔入鄱陽湖中，第二天天亮，叛軍人手一塊“免死牌”，再無死戰決心，軍心大變，戰鬥力大衰。朱宸濠見此，知道大勢已去，不禁哀歎：“好個王守仁，以我家事，何勞費心如此！”
朱宸濠想學明成祖，搶侄兒的皇位，那是他的“家事”，可也是天下事，那些將士憑什麼白白為他的“家事”送死？王陽明的攻心術，可謂正好點中了叛軍的“軟麻穴”，勝負也就此決定。
王陽明屢獲勝功，有人譏議他“多詐”，但“兵者詭道”，他既然帶兵，不“詐”也不行了。假設他一直當一個學者，或者也可終生為赤誠君子吧！在勝負場上，隻能變成“勝負師”，按勝負的規律去做，才能成為最後的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