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精心敬慎,學以致用(1 / 3)

第十八章精心敬慎,學以致用

原文

文章之道,以氣象光明俊偉為最難而可貴。如久雨初睛,登高山而望曠野;如樓俯大江,獨坐明窗淨幾之下,而可以遠眺;如英雄俠士,裼裘而來,絕無齷齪猥鄙之態。此三者皆光明俊偉之象,文中有此氣象者,大抵得於天授,不盡關乎學術。自孟子、韓子而外,惟賈生及陸敬輿、蘇子瞻得此氣象最多,陽明之文亦有光明俊偉之象,雖辭旨不甚淵雅,而其軒爽洞達,如與曉事人語,表裏粲然,中邊俱徹,固自可幾及也。

譯文

寫作文章這一道,以氣勢宏偉、廣闊、境界明朗光大最難達到,也最為可貴。如同多日淫雨的天空剛剛放晴,登臨高山之上眺望平曠的原野,有心曠神怡,氣象萬千之感。再如登危樓俯臨大江,獨自一人坐明窗下、淨幾旁悠然遠眺,可見水天交接、橫無際涯的壯闊美景。又如豪俠英傑之士,身穿狐白裘衣,英姿雄發,飄然出塵而至,神誌中絲毫沒有卑下難堪的汙濁之色。這三者都是光明俊偉的氣象境界,文章中能有這種境界,基本上得益於天賦,與人後天努力學習沒太大關係。除孟子、韓愈外,隻有漢代賈誼、唐代陸贄、宋代蘇軾,他們文章中達到這一境界的最多。明代王守仁的文章也有光英明朗、俊麗宏偉的氣象,雖文辭意旨不很淵博雅潔,但他文章的形式內容渾然一氣,通達明快。如同和知書識理的人談論,表裏都美,中心和鋪映都相得益彰,確實不是可輕易達到的。

原文

古人絕大事業,恒以精心敬慎出之。以區區蜀漢一隅,而欲出師關中,北代曹魏,其誌願之宏大、事勢之艱危,亦古今所罕見。而此文不言其艱巨,但言誌氣宜恢宏,刑賞宜平允,君宜以親賢納言為務,臣宜以討賊進諫為職而已。故知不朽之文,必自襟度遠大、思慮精微始也。

譯文

古人謀求天下大業,常以專心致誌、認真謹慎的態度來對待事業。諸葛亮以區區蜀漢的一塊小地盤,卻打算出兵關中,向北討伐廣大的曹魏。他誌向的宏偉遠大、所處形勢的艱難危急,實在是古今所少見的。而《出師表》這篇文章,不說事務的艱巨,隻說誌氣應恢宏、賞罰應公允,為君者應親近賢人、從善如流,為臣者應以討伐奸賊、進諫忠言為職責。由此可知,那些流傳千古的不朽文章,必定是作者襟懷遠大,思慮專精造就的呀。

原文

三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學問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置兔之野人,漢陽之遊女,皆含性貞嫻吟詠,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沒,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桀之士,或有識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道之多寡以為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揚、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

譯文

夏、商、周三代盛時,聖明的君主和賢能的輔相們世代相傳,社會安定繁榮。道德的精義深入到人們心中,講求學問的風尚普及到市井鄉間,因此,那時哪怕是捕兔子的鄉野之人,以及漢江邊遊玩的女子,都天性淳厚貞靜、善於吟詠感受的情緒。至於像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這些人,他們的德行完美,文才精工,自不待多說。到了春秋時期,君王的恩澤衰落枯竭,道義本身就將廢弛,文章也就變化了。所以孔子目睹了人們捕獲麒麟,就歎息說:“我崇尚追求的大道完結了呀!”被匡人威脅,就說:“古代的禮樂製度要喪失了。”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大經。昭示百代稱王所需的法則,使之流傳千世也不更改。真是用心良苦之至,事業盛大之極呀。孔子去世之後,他的門徒們四方分布,不斷傳授,演進孔子學說。後來的聰明傑出的人才,有那些多見解擅著書的,大體上都是孔子的傳人呀。他們的文章醇厚或駁雜,與他們對道德禮儀見識的多少而有不同。掌握大道特別多的,他的文章醇厚深沉,孟軻就是這樣的人。掌握大道較多的,文章內容就淺薄明顯一些。掌握大道少的,文章就有些駁雜浮泛。掌握大道最少的,文章就駁雜虛浮得最厲害。自荀況、楊朱、莊子、列子、屈原、賈誼之下,聰明傑出、擅長撰文的人們的高低次序,基本上可以標示出來。

原文

凡男子之死於一言者,約有數等:與人爭狠,一言之忿不顧而死者,是死於忿也;氣誼相許,一言之約,借軀以相酬報者,是死於要約也;要事同計,異人同情,因旁人一言之感觸,遂以激發欲死者,是死於激切也。厲王遷死,淮南賓客多以此感激安,或安以一言而激發欲死耳。師古二義解一言甚當,而於王安未合也。

譯文

凡是男兒因一言而舍生輕死,大約有幾種情況:和別人爭勇鬥狠,因為一句言語之忿而舍生輕死,是死於激忿;誌趣、愛好相投,因一言之誓約,舍身以報答,這是死於誓言;一件大事,眾人同謀,人異情同,因為有感於旁人之言語,熱血奔湧,遂舍生輕死,是死於激切之情。淮南王劉厲被發配而死,淮南王的賓客大都以此激發劉安,或許是劉安因有感於別人之言,激切欲死。顏師古在二義中對於一言之義的解釋很精當,而對於淮南王劉安的解釋不合實情。

原文

弟治軍甚不得手。二月十八之敗,杏南、葆吾而外,營官殉難者五人,哨勇死者更多,而春霆又與沅弟齟齬。運氣一壞,萬弩齊發,沅弟急欲引退。餘意此時名望大損,斷無遽退之理,必須忍辱負重,咬牙做去。待軍務稍轉,人言稍息,再謀奉身而退。作函勸沅,不知弟肯聽否?

譯文

沅弟最近打仗很不順手。在二月十八日的失敗中,除了杏南、葆吾之外,營官陣亡的有五個人,士兵戰死的更多;而鮑春霆又與沅弟發生了矛盾。運氣一壞,萬箭齊發,沅弟想馬上引身而退。我覺得他現在名望受到很大的損害,絕無立即引退的道理,必須忍辱負重,咬緊牙關做下去,等到軍務略有起色,大家的非議漸漸平息以後,再考慮奉身而退的事情。我寫了一封信勸說他,不知他是否會聽從。

原文

武帝之問,以為作樂即可致治,何以後世樂器雖在,而治不可複?仲舒之意,以為欲作樂必先興教化,欲興教化必先疆勉行道,能行道則治可複,教化可興,而樂可作。

皆自人力主之,非天命所能主也。武帝之問,以為何修何飭而後可致諸祥?仲舒之對,以為修飭德教,則奸邪自止,而諸祥可致;若修飭刑法,則奸邪愈竽,而諸祥不可致矣。中言正心正朝廷數語,是修飭之本。末言仁義禮智信,是修飭之目。致諸祥必由於止奸邪,任刑罰則奸邪不止,任教化則奸邪止。於問中何修何飭而致諸祥,最相針對。武帝之問,本以力本任賢對舉。以親耕籍田,為己能力本矣;勸孝悌,崇有德,為己能任賢矣,而以功效不獲為疑。仲舒之對,則略力本而專重任賢一邊。以為賢才不出,由於素不養士。下以興太學為養士之要,大臣歲貢二人為選賢之要。

譯文

武帝的問題是,認為製作禮樂即可達到治理,為什麼後世樂器俱在,而不能恢複治理?董仲舒的觀點是,認為要想製作禮樂,必先複興教化;要想複興教化,必定要努力遵行大道;能夠踐行道義,那麼可恢複大治,複興教化,而後可以製作禮樂。這些都是全靠人力主持,不是天命所主持。武帝的問題是,采取什麼樣的措施,才能招致吉祥呢?董仲舒的回答是,修飭道德、教化,那麼奸僻淫邪之事自會消失,各種吉祥自然而至。如果一意注重刑法,那麼奸僻淫邪之事就會越來越多,各種吉祥也難以招致。中間講端正人心、端正朝廷數句話,是修飭道德教化之本。篇末講仁義智信,是修飭道德教化的細目。要想招致吉祥,必須始於消滅奸僻淫邪之事,如果一意信用刑法,那麼奸僻淫邪之事就難以消滅;如果一意信用教化,那麼奸僻淫邪之事自會消滅。這和武帝問的采取什麼樣的措施才能招致吉祥,針鋒相對。武帝的問題,本來是以重本任賢相等對待。把親自耕耘籍田當做是自己能重本;把獎勵孝悌,崇尚有德之人,當做是自己能任賢。而以沒有取得成效而獲疑。董仲舒的對答則略去重本而專注重任賢一方麵。認為沒有賢才出現,是由於一貫不培養士人。下邊講以興辦太學作為培養士人的關鍵,大臣每年推薦二人作為選賢的關鍵。

曾氏體悟

曾國藩為文,主張思路宏開,意義寬廣,濟世載道;曾國藩最不願意看的,便是無病呻吟的文章。

對於文章的誌趣,曾國藩很明顯地說:餘近年頗識古人文章門徑,而在軍鮮暇,未嚐偶作,一吐胸中之奇爾!若能解漢書之訓詁,參以莊子之詼詭,則餘願償矣。至行氣為文章第一義:卿雲之跌宕,昌黎之倔強,可為行氣不易之法。宜先於韓公倔強處,揣摩一番。曾國藩所以崇拜韓昌黎,是因為韓昌黎的文章最為雄奇,而雄奇的文章,是曾國藩最推許的。

曾國藩的文章理論,偏重於雄奇一途,所以他的文章,也在雄奇的一方麵見長,他的比較著名的文章如《原才》和《湘鄉昭忠祠記》等,氣勢之壯,句之不俗,使人覺得大有韓昌黎文章之氣。

有人把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列為晚清奏牘“三大家”。值得注意的是,三人都互相砥礪,以學問作為肩負社會責任的依托。

曾國藩本是鄉裏小儒,幸而得入翰林,在北京時,得與宋學家唐鑒、倭仁等做朋友,受其影響,然後下決心研究宋儒義理,講究慎獨功夫。從那時起,每日寫日記,多能自責之語。後來他覺得專搞宋儒學說,無非做了理學名臣,於國何補,遂不再拘於門戶之見,跳出宋儒這個框子,擴大他的視野。研究古文考據,尤留心經世之學,從而博覽群書,豐富了自己的學問,不肯再為程朱一派所限製。話雖如此,他仍自律謹嚴,始終如一,因此治清代學術史的人,仍稱之為理學名臣。

曾國藩治學,於詩古文辭,極有研究,其文氣魄亦大,遠勝其詩,因為他究竟不是詩人,所以在這方麵說不到什麼成就,文就不同了。黎庶昌評其文“擴姚氏而大之,並功德言為一途,挈攬眾長,轢歸掩方,跨越百氏,將遂席兩漢而遠之三代,使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之文,絕而複續,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大雅不群者哉!蓋自歐陽氏以來一人而已。”未免恭維太過。要之,其文博大閎肆,能自成一派,則為不掩之事實。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中,沒有專篇談曾國藩的文學成就,隻說“王士禎之後詩有翁方綱;猶桐城之後,文有曾湘鄉乎?”他對曾國藩似乎不想列入作家之要,而把他擠入理學名臣之內,亦頗有趣。所謂“桐城之後,有曾湘鄉”,這一論斷,也很中肯。曾國藩的“歐陽生文集序”,於桐城派推崇備至,於是有些人就稱他為桐城派。其實曾國藩也不盡學桐城。他私淑方苞、姚鼐,自言粗解古文,由姚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