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少年，總是那樣生機勃勃，意氣風發，走不完的路，說不完的話，做不完的夢。人生剛剛展開，很多美妙的事物就在前麵，沒有顧忌，沒有束縛，順著一條路筆直走下去，你就會走到太陽裏去。不！少年本身就是太陽，正在上升的太陽，雲蒸霞蔚，光芒萬丈。
在這花一般的年齡裏，又該如何作文呢？青少年作文，總貴氣象崢嶸。這就是蘇東坡所說的“蓬蓬勃勃如上氣”，你肯定見過開鍋上的水蒸氣，那些水蒸氣在烈火的熾烤下傾盡全力往外冒，那麼勇敢、那麼堅毅，勢不可擋。那份熱情，那種爆發力，那股衝勁兒不就是青春少年的象征嗎？
在我國古代，就有很多這種蓬蓬勃勃的文章。如賈誼的《治安策》、賈山的《至言》、司馬遷的《報任安書》、韓愈的《原道》、柳宗元的《封建論》、蘇東坡的《上神宗書》；後來的如黃遵憲、呂晚村、袁枚、曹寅穀等人的文章。他們的文章就具有一種非凡的生命力和旺盛的氣勢。
少年人作文就不應僅僅在揣摩上下功夫；要在氣和勢兩個方麵下功夫。在古代，一般的文章偶句多一些，單句少一些，段落多一些，分股少一些，真正作文起來，就不必拘泥於考試上的作文格式。文章可長可短，短則三五百字，長則八九百字甚至一千字。如果是論說文，既可以說清道理，也可以談古論今，引史用典，都沒有什麼不可以。總之，拘束要少一些，氣勢拓展的開一些，筆勢不妨用得強一些，這樣才能無拘無束自由自在。越是拘束就越感到緊張，越感到緊張文章也就越是板滯。
好文章是有生命的，如果太陽本身沒有熱度，我們就不會感到溫暖；如果文章本身沒有生命，我們就不會感到生命的價值。我們感到了生命，一方麵證明我們自身生命力的高揚，另一方麵證明了文章的生命力之強盛。
當然，文章的運行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有的豪放，有的婉約，有的雄奇。就說雄奇吧，如何使文章雄奇呢？文章並不是選用了雄奇的詞語就會雄奇的，當然它與選詞造句有關，但不單是選詞造句。文章的雄奇首先在於有生氣灌注其中，造句在其次，選字又在其次。但這並不是說文章的雄奇可以脫離選字造句的雄奇，沒有字不古雅而句子能夠古雅的，也沒有句子不古雅而文氣能夠古雅的；同樣，也沒有字不雄奇而句子能夠雄奇，句子不雄奇而文氣能雄奇的。這就是說，文章的雄奇，最精要的地方在行氣，次要的地方在遣詞造句。
所以，要使文章雄奇，不僅要在選詞造句上下功夫，更應把自己的生命氣息灌入其中，這才是雄奇之道。
行軍打仗，最忌諱有赫赫的名聲，為天下所注目，為敵人所必爭。倒不如從敵人所不經意的地方下手，當我們已經得到這些地方之後，敵人才知道它們是要隘，於是急忙來爭奪，而這時我們已經占先一著，嚴陣以待了，不難想象在這種天時、地利麵前我們勝利的把握有多大了。鑒於此，我們必須時刻不忘避免虛名，凡事總從冷淡處下手，雖然吃了不少苦，立了不少功，卻不讓別人知道，這樣就好了。
打持久戰，最忌諱“勢窮力竭”四字。“力”，就是指將士的精力而言，“勢”，就是指戰略大局，全盤作戰計劃及糧餉的供應補充。敵人以堅忍的氣概拚命抵抗，我也要以堅忍的精神抗衡，到最終取勝。這時隻有在休養士氣時，相機而動，不必過於追求速勝，而白白消耗精銳之士氣。等到時機成熟，就如瓜熟蒂落一樣，自然可以一出擊便殲滅敵人，凱歌返回。
不通曉本性天命的道理，必然導致殘害仁義，使道理顛倒不順暢。高談虛玄妙論，自己卻沒有見識的人，好像浮萍飄泊在江湖上。隻有體察精微，不隱蔽自己意圖，不屈撓自己欲望，清醒與機智常存心底，這樣的人才會隨時順利行事。堅守專一的原則，警戒自己忠貞不二，並遵循前進不停息的規律，兢兢業業幹事，惟恐有什麼失誤之處，這樣做，才會盡量避免不順利的事。這是聖賢之人應用盡性來安身立命的最高境界，也是一般人恢複天性立身處世的有效法則。
大凡有血氣天性的人，都會油然生出用什麼辦法超過他人的念頭。他們討厭卑微的職位，趨向崇高的權勢，討厭貧賤而希望富貴，討厭默默無聞而思慕顯赫的名聲。這是世人的常情。但是大凡人中君子，大都常常是終身寂靜藏鋒，恬淡地棄官隱居。他們難道跟一般人的天性不一樣嗎？實際上，他們才真正看到了大的東西，而知道一般人所爭逐的是不值得計較的。做人應該總是很虛心、謹慎、藏鋒的樣子，身體要如同銅鼎一樣穩固，以權貴欺淩別人，別人難以服平；以威望對人，人會討厭。聲色嬉遊之類活動，不應該太過度了。賭博酗酒釣魚打獵，這一切都不要做；供應物品穿用，都要有節度。奇異服裝玩物，不應該有太大的興趣。
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有孤虛，地闕東南，沒有總是十全十美而一點缺陷也沒有的事物。《周易》中的“剝”卦，是講陰盛陽衰，小人得勢君子困頓，可這正蘊育著相對應的“複”卦陽剛重返、生機蓬勃，所以君子認為得到“剝”卦是可喜的。《周易》中的卦，是講君子強大小人逃竄，可這也暗藏著相對應的“”卦陰侵入陽剛，小人卷土重來，所以君子認為得到“”卦，也認為潛伏有危險，不能掉以輕心。所以本來是吉祥的，由於吝嗇可以走向不吉祥，本來是不吉祥，由於改悔而又向吉祥發展。君子隻有知道有災禍，知道世上有許許多多不吉祥的災禍，才可以忍受得住缺陷而不去追求過於完美的東西。小人不懂得這個道理，時時要追求完美，完美既然得到了，而吝惜和不吉也就跟著來了。
君子立誌，有博愛一切人和物的胸懷，有內以聖人的道德為體、外以王者的仁政為用的功業，然後才能對得起父母的生養，不愧為天地之間的完人。因此他們所憂慮的，是以比不上虞舜、比不上周公為憂，以德行不修煉、學問不精通為憂。所以，當頑民得不到教化時，他們就深深地憂慮；當四方各少數民族侵犯中原時，他們就深深地憂慮；當小人在位，賢才受迫害時，他們就深深地憂慮；當千百萬普通老百姓得不到自己恩澤時，他們就深深地憂慮，這就是所謂的悲歎天命而憐憫人窮。所有這一切，都是君子所憂慮的事情。至於自己一身的屈伸，自己一家的饑飽，世俗的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從來就無暇憂慮。
凡是天下官宦人家，大多數僅僅一代便享用殆盡，其子孫們開始驕橫懶散，繼而漂流浪蕩，最終死於溝壑，能夠有幸延續家聲一二代的非常少見。至於商賈巨富之家，勤儉持家的能享用延續三四代。耕讀為業之家，謹慎樸實的能延續五六代，孝敬長輩，友善和睦的人家，則能延續十代八代。身在仕途宦海之中，卻時刻作著棄官上岸的打算，如果到了棄官回家的時候，自身可以淡泊名利，妻子也可以擔任勞作，這樣才可對得起祖父兄弟，也可對得起宗族鄉親，僅此而已。
至於要擔當大事，全要在“明”“強”兩個字上下功夫，《中庸》中的學、問、思、辨，行之方麵，主要歸結為使不明白的弄明白，使不堅強的變堅強。天下的事，沒有誌氣就不能發起去做，不堅定就做不成功。即使修身養家，也必須以“明”“強”為根本。男兒自立於世，一定要有倔強的氣概。我們在自己弱的地方，需修正時，求得強勝就好，而在比別人強的地方，謀求更大的強勝就不好。福氣和利益在外，個人如果專門在勝人之處逞強，那麼是否真能強到底，還是不能強到最後，都不能預料。即使終身強橫鄉裏，這也是有道德的君子們不屑提起的。
大凡人才有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官氣較多的人，就喜歡講資格，擺架子。辦事沒有驚世駭俗的現象，說話也不出格，循規蹈矩。不足之處是太過文弱，沒有朝氣。遇事但由身邊的人傳遞自己的意思，或者寫在書信中，不能做到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其是不能不辭辛苦，親去實際體察一番。鄉氣多的人，好表現自己，好逞能，好出新花樣。做事則不替別人作想，言語間也不知輕重，隻知顧前而不顧後，這是其短處。一事還沒辦成，就引起大家的非議。如此看來，官氣較多與鄉氣較多兩種人的不足之處都差不多。
古人修身治國的方法，不外乎“勤於政事，胸懷廣大，謙虛謹慎”幾點。勤於政事如同文王那樣，胸懷寬大如同舜禹那樣，謙虛謹慎如同漢文帝那樣。而勤於政事、謙虛謹慎兩點，更要從始至終地貫徹到底，一刻也不能背離。勤於政事可以使懶惰的習氣警醒，謙和謹慎可以警惕驕傲情緒滋生。能夠勤勞、謙和，那麼胸懷寬廣自然在其中了。古往今來，聖賢豪傑，哪怕奸雄，隻要想自立於世，不外乎也是一個“勤”字。能夠通曉千古的真理大道的，不外乎一個“謙”字。
勤儉自立，習慣勞苦，可置身優裕的環境，也可置身節儉的環境，這才是知書達理的君子。
曾國藩作了二十多年的官，一絲一毫不敢沾染官宦習氣，飲食起居，還謹守艱苦樸素的家風，極儉樸也可以，略豐厚也可以，太豐厚就不敢領受，這也是他讓人信服的地方。
執法從嚴從重，並不是隨隨便便，毫無規章，完全效法屠夫的殺戮行徑，而是要以謹慎精確的態度，行使這一昭示我們軍威權威的職事，務求達到受懲罰而死的人心服口服，沒有怨言，使其他活著的人們知道警戒免蹈覆轍的效果，這樣我們的內心才能獲得安寧。
麵對危難有不屈不撓的頑強氣節，麵對財物有不貪不愛的清廉操守，是樹立威信的根本。《周易》中議論一個家庭自立於社會，尚且需要家庭中的每個成員都具備令人信服的威望。更何況現在是我們國家要樹立威望於外國，要求被他國人信服呢？怎麼能夠不從自己做起？這威望和信服兩點，初聽起來讓人覺得迂闊遙遠而不切合實際，其實卻正是簡單、明確，可以在無形中消除許多禍患。
古人謀求天下大業，常以專心致誌、認真謹慎的態度來對待事業。諸葛亮以區區蜀漢的一塊小地盤，卻打算出兵關中，向北討伐廣大的曹魏。他誌向的宏偉遠大，所處形勢的艱難危急，實在是古今所少見的。而《出師表》這篇文章，不說事務的艱巨，隻說誌氣應恢宏，賞罰應公允，為君者應親近賢人，從善如流，為臣者應以討伐奸賊，進諫忠言為職責。由此可知，那些流傳千古的不朽文章，必定是作者襟懷遠大，思慮專精造就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