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
按《說文》：“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廌去（廌，解廌獸也。似牛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者。象形）。法，今文省。佱，古文。”據我個人的意見看來，大概古時有兩個法字。一個作“佱”，從亼從正，是模範之法。一個作“灋”，《說文》雲：“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廌去”，是刑罰之法。這兩個意義都很古，比較看來，似乎模範的“佱”更古。《尚書·呂刑》說：“苗民弗用靈，製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如此說可信，是罰刑的“灋”字乃是後來才從苗民輸入中國本部的。灋字從廌從去，用廌獸斷獄，大似初民狀態，或本是苗民的風俗，也未可知。大概古人用法字起初多含模範之義。《易·蒙》初六雲：“發蒙利用刑人，用說。〔句〕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此明說“用刑人”即是“用正法”。“刑”是刑範，“法”是模範，“以”即是用。古人把“用說桎梏以往”六字連讀，把言說的說解作脫字，便錯了。又《係辭傳》：“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製而用之謂之法。”法字正作模範解。（孔穎達《正義》：“垂為模範，故雲謂之法。”）又如《墨子·法儀篇》雲：
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四者為法。
這是標準模範的“法”（參看《天誌》上、中、下，及《管子·七法篇》）。到了墨家的後輩，“法”字的意義講得更明白了。《墨辯·經上》說：
法，所若而然也（看第八篇第二章論“法”的觀念）。佴，所然也。《經說》曰：佴所然也者，民若法也。
佴字，《爾雅·釋言》雲：“貳也。”郭注：“佴次為副貳。”《周禮》：“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鄭注：“貳，副也。”我們叫鈔本做“副本”，即是此意。譬如摹拓碑帖，原碑是“法”，拓本是“佴”，是“副”。墨家論法，有三種意義：（一）一切模範都是法（如上文所引《法儀篇》）。（二）物事的共相可用物事的類名作代表的，也是法（看第八篇第二、三章）。（三）國家所用來齊一百姓的法度也是法。如上文所引《墨辯》“佴所然也者，民若法也”的話，便是指這一種齊一百姓的法度。荀子說：“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天論篇》）墨子的“尚同主義”要“壹同天下之義”，使“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故荀子說他偏重“齊”字，卻忘了“畸”字，畸即是不齊。後來“別墨”論“法”字，要使依法做去的人都有一致的行動，如同一塊碑上摹下來的拓本一般；要使守法的百姓都如同法的“佴”。這種觀念正與墨子的尚同主義相同，不過墨子的尚同主義含有宗教的性質，別墨論法便沒有這種迷信了。
上文所引《墨辯》論“法”字，已把“法”的意義推廣，把“灋”“佱”兩個字合成一個字。《易經·噬嗑卦·象傳》說：“先王以明罰飭法。”法與刑罰還是兩事。大概到了“別墨”時代（四世紀中葉以後），法字方才包括模範標準的意義和刑律的意義。如《尹文子》說：
法有四呈：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眾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衡是也。
《尹文子》的法理學很受儒家的影響（說見上章），故他的第一種“法”，即是不變之法，近於儒家所謂天經地義。第二種“齊俗之法”指一切經驗所得或科學研究所得的通則，如“火必熱”、“員無直”（皆見《墨辯》）等等。第三種是刑賞的法律，後人用“法”字單指這第三種（佛家所謂法，〔達摩〕不在此例）。第四種“平準之法”乃佱字本義，無論儒家、墨家、道家，都早承認這種標準的法（看《孟子·離婁篇》、《荀子·正名篇》、《墨子·法儀》、《天誌》等篇及《管子·七法篇》、《慎子》、《尹文子》等書）。當時的法理學家所主張的“法”，乃是第三種“治眾之法”。他們的意思隻是要使刑賞之法，也要有律度權衡那樣的公正無私、明確有效（看上章論慎到尹文）。故《韓非子·定法篇》說：
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
又《韓非子·難三篇》說：
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
又《慎子》佚文說：
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製也。（見馬驌《釋史》百十九卷所輯）
這幾條界說，講“法”字最明白。當時所謂“法”，有這幾種性質：（一）是成文的（編著之圖籍），（二）是公布的（布之於百姓），（三）是一致的（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四）是有刑賞輔助施行的功效的（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於奸令）。
四、“法”的哲學
以上述“法”字意義變遷的曆史，即是“法”的觀念進化的小史。如今且說中國古代法理學（法的哲學）的幾個基本觀念。
要講法的哲學，先須要說明幾件事。第一，千萬不可把“刑罰”和“法”混作一件事。刑罰是從古以來就有了的，“法”的觀念是戰國末年方才發生的。古人早有刑罰，但刑罰並不能算是法理學家所稱的“法”。譬如現在內地鄉人捉住了做賊的人便用私刑拷打；又如那些武人隨意槍斃人，這都是用刑罰，卻不是用“法”。第二，須知中國古代的成文的公布的法令，是經過了許多反對，方才漸漸發生的。春秋時的人不明“成文公布法”的功用，以為刑律是愈秘密愈妙，不該把來宣告國人。這是古代專製政體的遺毒。雖有些出色人才，也不能完全脫離這種遺毒的勢力。所以鄭國子產鑄刑書時（昭六年，西曆前536年），晉國叔向寫信與子產道：
先王議事以製，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征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