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二十幾年（昭二十九年，前513年），叔向自己的母國也作刑鼎，把範宣子所作刑書鑄在鼎上。那時孔子也極不讚成，他說：
晉其亡乎！失其度矣。……民在鼎矣，何以尊貴？（尊字是動詞，貴是名詞）貴何業之守？……
這兩句話很有趣味。就此可見刑律在當時，都在“貴族”的掌握。孔子恐怕有了公布的刑書，貴族便失了他們掌管刑律的“業”了。那時法治主義的幼稚，看此兩事，可以想見。後來公布的成文法漸漸增加，如鄭國既鑄刑書，後來又采用鄧析的竹刑。鐵鑄的刑書是很笨的，到了竹刑更方便了。公布的成文法既多，法理學說遂漸漸發生。這是很長的曆史，我們見慣了公布的法令，以為古代也自然是有的，那就錯了。第三，須知道古代雖然有了刑律，並且有了公布的刑書，但是古代的哲學家對於用刑罰治國，大都有懷疑的心，並且有極力反對的。例如老子說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又如孔子說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就可見孔子不重刑罰，老子更反對刑罰了。這也有幾層原因。（一）因當時的刑罰本來野蠻得很，又沒有限製（如《詩》：“彼宜無罪，汝反收之，此宜有罪，汝覆脫之。”又如《左傳》所記諸虐刑），實在不配作治國的利器。（二）因為儒家大概不能脫離古代階級社會的成見，以為社會應該有上下等級：刑罰隻配用於小百姓們，不配用於上流社會。上流社會隻該受“禮”的裁製，不該受“刑”的約束。如《禮記》所說：“禮不下庶人，刑下上大夫”；《荀子·富國篇》所說：“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製之”，都可為證。近來有人說，儒家的目的要使上等社會的“禮”普及全國，法家要使下級社會的“刑”普及全國。（參看梁任公《中國法理學發達史》）這話不甚的確。其實那種沒有限製的刑罰，是儒法兩家所同聲反對的。法家所主張的，並不是用刑罰治國。他們所說的“法”，乃是一種客觀的標準法，要“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百姓依這種標準行動，君主官吏依這種標準賞罰。刑罰不過是執行這種標準法的一種器具。刑罰成了“法”的一部分，便是“法”的刑罰，便是有了限製，不是從前“誅賞予奪從心出”的刑罰了。
懂得上文所說三件事，然後可講法理學的幾個根本觀念。中國的法理學雖到前三世紀方才發達，但他的根本觀念來源很早。今分述於下：
第一，無為主義。中國的政治學說，自古代到近世，幾乎沒有一家能逃得出老子的無為主義。孔子是極為稱讚“無為而治”的，後來的儒家多受了孔子“恭己正南麵”的話的影響（宋以後更是如此），無論是說“正名”、“仁政”、“王道”、“正心誠意”，都隻是要歸到“無為而治”的理想的目的。平常所說的“道家”一派，更不用說了。法家中如慎到一派便是受了老子一係的無為主義的影響；如《屍子》，如《管子》中《禁藏》、《白心》諸篇，如《韓非子》中《揚搉》、《主道》諸篇，便是受了老子、孔子兩係的無為主義的影響。宋朝王安石批評老子的無為主義，說老子“知無之為車用，無之為天下用，然不知其所以為用也。故無之所以為車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為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為用也，則亦近於愚矣”（王安石《老子論》）。這段話很有道理。法家雖信“無為”的好處，但他們以為必須先有“法”然後可以無為。如《管子·白心篇》說：“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又如《屍子》說：“正名去偽，事成若化。……正名覆實，不罰而威。”這都是說有了“法”便可做到“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用《管子·禁藏篇》語）的無為之治了。
第二，正名主義。上章論尹文的法理學時，已說過名與法的關係（參看上章）。尹文的大旨是要“善有善名，惡有惡名”，使人一見善名便生愛做的心，一見惡名便生痛惡的心。“法”的功用隻是要“定此名分”，使“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這可見儒家的正名主義乃是法家哲學的一個根本觀念。我且再引《屍子》幾條作參證：
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
明王之治民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盡情；執一以靜，令名自正，賞罰隨名，民莫不敬。（參看《韓非子·揚搉篇》雲：“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又看《主道篇》）
言者，百事之機也。聖王正言於朝，而四方治矣。是故曰：正名去偽，事成若化；以實覆名，百事皆成。……正名覆實，不罰而威。
審一之經，百事乃成；審一之紀，百事乃理。名實判為兩，分為一。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
這幾條說法治主義的邏輯，最可玩味。他的大旨是說天下方物都有一定的名分，隻看名實是否相合，便知是非：名實合，便是“是”；名實不合，便是“非”。是非既定，賞罰跟著來。譬如“兒子”是當孝順父母的，如今說“此子不子”，是名實不合，便是“非”，便有罰了。“名”與“法”其實隻是同樣的物事。兩者都是“全稱”（Universal），都有駕馭個體事物的效能。“人”是一名，可包無量數的實。“殺人者死”是一法，可包無數殺人的事實。所以說“審一之經”，又說“執一以靜”。正名定法，都隻要“控名責實”，都隻要“以一統萬”。——孔子的正名主義的弊病在於太注重“名”的方麵，就忘了名是為“實”而設的，故成了一種偏重“虛名”的主張，如《論語》所記“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及《春秋》種種正名號的筆法，皆是明例。後來名學受了墨家的影響，趨重“以名舉實”，故法家的名學，如尹文的“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疑當作“名以檢事，事以定名”）；如《屍子》的“以實覆名，……正名覆實”；如《韓非子》的“形名參同”（《主道篇》、《揚搉篇》），都是墨家以後改良的正名主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