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歎在灑脫不凡的文字中，表達了自己對時世生人、日月逾邁的油然感喟。周昂在《此宜閣增訂金批西廂》中謂：“消遣二字不但是一篇眉目，亦是一部書眉目。” 那麼，何謂“消遣”？其實，於聖歎而言，“消遣”是自我實現生命超越的一種方式，是在對千古錦繡才子憑吊中，發出對流逝的人生的執著與無奈。因此，“空齋誰與語，開卷尋古人。馨咳竟如故，典型誠可親。庭花爭弄色，林鳥靜鳴春。安得素心士，相攜數夕晨。”（《獨坐詠懷》）金聖歎對情通誌和的“素心士”充滿了期待。能和他們一起哪怕待上幾天也是一種難得的福祉。而這樣的友人畢竟太少了，他隻能到古代的錦繡才子中去尋找，王實甫顯然是他素來仰望的才子，因此，他在批點《西廂記》時的投入態度是曆來文人學士難以比擬的。他對王實甫的文學技巧發自內心地充滿欽佩。他曾在批語中雲：“人生有如此筆墨，真是百年快事！” （《拷豔》節批）“寄語茫茫天涯，何處錦繡才子，吾欲與君挑燈促席，浮白歡笑，唱之誦之，講之辨之，叫之拜之。世無解者，燒之，哭之！” （《琴心》總批）又說：“聖歎《西廂記》，隻貴眼照古人，不敢多讓，……二來實是《西廂》本文珠玉在上，便教聖歎點竄殺，終複成何用。普天下後世，幸恕仆不當意處，看仆眼照古人處。” （《讀法》八）等等。這些，都是在與古人的溝通、對話中展現自我存在的價值。
其二，“知心青衣”：知音與理想讀者
《聖歎外書》序二《留贈後人》：
後之人既好讀書，又好友生．則必好於好香、好茶、好酒、好藥。好香、好茶、好酒、好藥者．讀書之暇．隨意消息．用以宣導沉滯、發越清明、鼓蕩中和、補助榮華之必資也。我請得化身百億，既為名山大河、奇樹妙花，又為好香好茶、好酒好藥，而以為贈之。則如我自化身於後人之前，而後人乃初不知此之為我之所化也可奈何！後之人既好讀書，必又好其知心青衣。知心青衣者，所以霜晨雨夜，侍立於側，異身同室，並興齊住者也。我請得轉我後身便為知心青衣．霜晨雨夜，侍立於側，而以為贈之。
陳洪先生從文化心理角度解析金聖歎甘為“知心青衣”說：“在封建時代，甘心轉世為女身且為人婢妾，這種心理是很反常的。在心理學上，把欽慕異性且仿效之稱為“哀鴻現象”，具有這種心理特點的人往往宜於從事文學藝術活動。” 並將其與晚明禮崩樂壞的時代情境相聯係。此誠為卓見。但筆者認為，這裏的“知心青衣”更可能緣於中國文學中淵遠流長的“香草美人”傳統，“知心青衣”的中心修飾詞是“知心”，意味著金聖歎藉評點文字而尋求知音和永恒的願望。英國的批評家傑弗森認為：“文學批評隻是文學閱讀的一種延伸，批評家隻是一個示範的，特別善於表達的讀者。”而高水平的評點家在進行評點實踐時，強調一種具有創造性的自由闡釋，從而，使評點文本打上了個性的鮮明印記，而評點者則化身為理想的讀者，適能通作者之意，開覽者之心。如金聖歎在《讀法》中標榜 “聖歎文字”，在《驚豔》總批中又雲：“夫天下後世之讀我書者，彼則深悟君瑞非他君瑞，殆即著書之人焉是也；鶯鶯非他鶯鶯，殆即著書之人之心頭之人焉是也‘紅娘、白馬悉複非他，殆即為著書之人力作周旋之人焉是也。” 強調金批《西廂記》自敘性色彩，及個性化的經典闡釋意義，其作為理想讀者的意味自不言而喻。
三、“金針盡度”的實用批評傾向
《讀第六才子書西廂記法》二十三：“仆幼年最恨‘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君’之二句，謂此必是貧漢自稱王夷甫，口不道‘阿堵物’計耳。若果知得金針，何妨與我略度？今日見《西廂記》，鴛鴦既繡出，金針亦盡度。益信作彼語者，真是脫空謾語漢。”
“金針盡度”蓋謂文文藝批評中藝術經驗的總結與傳達。金批《西廂》在詩性文本的同時，亦體現出了比較鮮明的實用批評傾向，甚而至於對文人士子“悟作文用筆墨法”產生深刻而久遠的影響。周作人說：“有首有尾，未曾下筆，便可告人或用某事作開，或用某事作闔，如觀舊戲，鑼鼓未響，關目先知。此學究文字也。” 金批《西廂》中的細部批評與評點者這種“學究心態”相關，是科舉生態陰影下文人的一種獨特的話語形態。然據廖燕《金聖歎先生傳》：“予讀金先生所評諸書，領異標新，迥出意表，覺作者千百年來，至此始開生麵。嗚呼，和氣賢哉！雖罹慘禍，而非其罪，君子傷之。……然畫龍點睛，金針隨度，使天下後學，悉悟作文用筆墨法者，先生力也。又烏可少乎哉！其禍雖冤屈一時，而功實開拓萬世，顧不偉耶！” 則我們對這種實用批評亦不可一概而論。
其一，“文法”：學步經典。聖歎在《讀第六才子書西廂記法》中不無自豪地說：
聖歎本有才子書六部，《西廂記》乃是其一。然其實六部書，聖歎隻是用一副手眼讀得。如讀《西廂記》，實是用讀《莊子》、《史記》手眼讀得；便讀《莊子》、《史記》，亦隻用讀《西廂記》手眼讀得。如信仆此語時，便可將《西廂記》與子弟作《莊子》、《史記》讀。
徐增《〈天下才子必讀書〉序》亦雲：
聖歎之評六《才子書》，以其書文法即六經之文法，諸者精於六《才子書》之法，即知六經之法；六經之法明，則聖道可得而知，故評六《才子書》為發韌也。
這就為後世文人才子在閱讀故事的同時，獲知習文的門徑，因此在有清三百年間，雖屢遭禁毀，而仍流播極廣，影響波及其他戲曲的創作和評點，如張雍敬《醉高歌》、《新西廂》、《東廂記》、《西廂記後傳》等。
其二，“拘”：評點批評的適度原則。
李漁指出：
聖歎之評《西廂》，其長在密，其短在拘。拘即密之已甚者也。無一句一字不逆溯其源而求命意之所在，是則密矣，然亦知作者於此，有出於有心，有不必盡出於有心者乎？心之所至，筆亦至焉，是人之所能為也。若夫筆之所至，心亦至焉，則人不能盡主之矣。且有心不欲然，而筆使之然，若有鬼物主持其間者，此等文字，尚可謂之有意乎哉。文章一道，實實通神，非欺人語。千古奇文，非人為之，神為之、鬼為之也，人則鬼、神所附者耳。
李漁認為，在《西廂》文本中，“作者於此，有出於有心，有不必盡出於有心者”， 如果一味逆溯其源，勢必造成過度闡釋，這對於讀者正確理解文章原意並無幫助，反遭其弊。
“才子應須才子知，美人千載有心期。彩雲一朵層層現，愛殺先生下筆時。” 金聖歎戲曲評點中的畸儒心態、超越動機和實用批評傾向，因為金氏“晰毛辨發，窮幽極微”之筆，而獲得了豐富的體現，是我們把握、了解金聖歎文化人格的重要符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