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神祭是從色雷斯傳入希臘的一種神秘儀式。據傳說，酒神原名查格留斯，是宙斯和他女兒亂倫的產兒，後被泰坦肢解火煮，雅典娜救出了他的心，宙斯把它交給自己的一名情婦，食後懷孕，第二次生出酒神，取名狄奧尼索斯。在酒神節，女信使們排成狂野的行列漫遊，狂歌亂舞，濫飲縱欲。整個儀式的高潮是捕獲一頭山羊，或一頭公牛，或一個男人，作為神的化身，將其裂為碎片，然後飲其血，食其肉，以紀念酒神的肢解和複活，並借這種儀式與神結為一體，達於永恒。
對於尼采來說，酒神祭的重要性在於那種個人解體而同宇宙的生命本體相融合的神秘陶醉境界，在於酒神肢解然後又複活所表示的生命不可摧毀的象征意義。他以此來解釋悲劇，認為悲劇的快感實質上就是個體通過自身毀滅而感受到的與永恒宇宙生命合為一體的酒神祭式陶醉。
《悲劇的誕生》談的是作為藝術種類的悲劇，然而悲劇藝術僅僅是尼采解決人生問題的實驗室。他由此提煉出來的酒神精神，是他的全部哲學的靈魂。其主旨是肯定生命，而為了肯定生命，就必須把生命本身所固有的痛苦和悲劇也一並加以肯定。生命的苦惱類似於愛情的苦惱。尼采常常把生命喻為一個嫵媚而又不馴的女子，她引誘我們，使我們迷戀，和她難舍難分，可是到頭來她又拋棄我們。那麼，我們就因此不愛她嗎？不會的。“對生命的信任已經消失，生命本身成為問題。但不要以為一個人因此成為憂鬱者！對生命的愛仍然可能，隻不過用另一種方式愛，就像愛一個使我們懷疑的女子。”其實，生命的苦惱正來源於對生命的愛，愈是熱愛，此種苦惱必定就愈深。叔本華要我們放棄對生命的愛，滅絕生存意誌，以此免除生命的苦惱。尼采卻主張出於對生命的愛而接受生命固有的苦惱，通過高揚生命意誌來戰勝生命的苦惱。這是兩個人根本不同之處。
更進一步，生命的苦惱本身未嚐不是生命歡樂的一種體現。沒有痛苦，人隻能有卑微的幸福。偉大的幸福正是與巨大的痛苦相對抗所產生的崇高感。世上沒有比那些無所用心的幸運兒更可憐的了，相反，像拜倫、貝多芬這樣的悲劇性靈魂，盡管比一般人感受了更多更強烈的痛苦，可是他們所感受的生命的巨大歡樂又豈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在人身上，瑣屑的煩惱總是與渺小的歡樂結伴而行，偉大的痛苦則與偉大的歡樂如影隨形。天才都是一些對於生命的苦惱有著深切感受的人，這是一種形而上的苦惱，最獨特的自我對於絕對抱著最熱烈的憧憬，沒有比這種渴望更折磨人的了。然而，似乎作為一種補償，正是這種渴望驅使天才從事創造，在創造中品嚐到了自我與絕對相融合的歡欣。創造的歡欣是生命最高的歡樂，是一種形而上的歡樂。在天才身上，自我與絕對之間的對立發展到了極點，終於又奇跡般地達到統一。所以，天才的作品既有最獨特的個性，又有永恒的魅力。
熱愛生命與貪生怕死不可同日而語。一個真正熱愛生命並且對於生命的苦惱有著深切體驗的人，反而會升到一種超凡入化的境界。
既然個人的生命遲早要失去，你就不要把它看得太重要。你要站在你自己的生命之上，高屋建瓴地俯視它，把它當作你的一次藝術創造試驗，這樣你反而能真正地體驗它，享受它，盡你所能地使它過得有意義。生命的偉大不在於活得長久，而在於活得有氣魄。戰勝生命的苦惱的途徑既不是宗教的解脫，也不是長壽的訣竅，而是文化和藝術的創造。
如果說尼采的酒神精神的出發點是肯定生命連同它所包含的苦惱，那麼，其歸宿點便是以創造的歡欣來戰勝生命的苦惱。他說：“創造是痛苦的大救濟和生命的慰藉。但是要做一個創造者，痛苦和許多變故又是不可缺少的。唯一的幸福在於創造。”尼采把整個宇宙生生不息的生成變化過程看作大自然本身的創造活動，在這過程中，大自然一會兒創造出個體生命，一會兒又把它毀滅掉。但是，大自然並不因個體生命的毀滅而悲哀，它的生命力太旺盛了，隻從這無休止的創造和毀壞中得到快樂。在尼采看來，這就是宇宙本體即生命意誌本身的酒神衝動。倘若我們秉承大自然的酒神衝動，不去介意個體生命的毀滅，而隻是從創造中體會大自然本身的創造歡欣，我們便在一定意義上戰勝了生命的苦惱，達到了自我與絕對的融合。
三
尼采是個詩人氣質的哲學家，或者說是個哲人氣質的藝術家。他生前忍受不了刻板的學院生涯，辭去教職，孤獨地漂泊在南歐的群山之中。“他的伴侶是——綿亙的高原和彎曲的峽穀。”在漂泊中，他寫下了兩百多首詩歌和無數雋永的警句格言。這個世紀末的漂泊者又自命是“新世紀的早生兒”，他被他的時代所放逐，獨自佇立在無人攀登的山巔眺望遠方，眺望他心目中的新世紀，他相信他在新世紀將被人理解和接受。
然而，正是在新世紀到來之後，尼采一度遭到了最驚人的誤解。也許，本世紀前半葉的歐洲是過於政治化了，兩次世界大戰，激烈的政治變動，階級鬥爭，政權交替，使得人們習慣於以政治的眼光去理解一切。倘若沒有這個背景，尼采妹妹的曲解，納粹文人的利用，都不可能造成如此長久和普遍的對尼采的誤解。
毫無疑問，階級社會即是政治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任何一個哲學家都不可能完全脫離政治，他的政治見解必定會在他的哲學思想中反映出來。但是，哲學與政治畢竟屬於不同的層次。哲學麵對永恒，政治則麵對一時一地的階級利益和黨派利益。尤其是尼采這樣一個具有強烈非政治傾向的哲學家，長期以來被塗抹上最濃烈的政治色彩，結果隻能是麵目全非了。尼采自稱是“最後一個反政治的德國人”，他之厭惡政治是因為在他看來，政治與文化是勢不兩立的。他寫道：“任何人的花費歸根到底不能超過他所擁有的，個人如此，民族也如此。一個人把自己花費在權力、政治、經濟、世界貿易、議會、軍事利益上，一個人向這些方麵付出了理解、認真、意誌、自我超越的能量（他就是這種能量），那麼在其他方麵就必有短缺。文化和國家——在這一點上不要欺騙自己——是敵對的：‘文化國家’純屬現代觀念。兩者互相分離，靠犧牲對方而生長。一切偉大的文化時代都是政治頹敗的時代：在文化意義上偉大的事物都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德文版大八開本《尼采全集》第8卷第1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