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僅僅指責或討伐一個賀一騎那樣的掠奪者，這個故事就太單純了。賀一騎在作品裏有非常複雜而深刻的意蘊。你不能不佩服嚴歌苓刻畫人物的準確，寥寥幾筆就呼之欲出了。僅僅一個照麵就把賀叔叔與爸爸的不同境遇，心理狀態全都描畫了出來。賀叔叔從門前柵欄上一躍而過的輕盈速捷被解釋為一個符號，“逾越、冒犯、侵入。”他在打扮上帶著那個時代的典型特征，“留一個清爽的發式，一個總存積三兩日胡茬的下巴，哪裏都顯得堅定、快樂。”對體嗅的精心處理，意氣風發的精神狀態，洋溢著發自內心的快樂等，顯示出的是一個新解放群體的風姿。他並不是一個壞人，隻是一個精明世故通曉權術之人。而父親剛好相反，是個天真之人。賀叔叔不是君子，他施恩是要圖回報的，把一切都看作交易。打了賀叔叔的爸爸在兩年後也被揪出來發配到“五?七”幹校。
父親的形象被作者做了誇張和變形，有些漫畫化地描畫出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可悲與可笑。傳統知識分子的品格要求他“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求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要求他有君子人格，剛正不阿，不依附權貴，不溜須拍馬。然而現實生存卻要求他屈服於權力，屈辱地為他人寫作。爸爸的尷尬無處不在的體現在他的穿著打扮和舉止上，領子“如同磚縫裏長出的芽葉，不得伸展，憤怒而委屈地蜷在那兒，胸口的兩個口袋也像他的眉毛一樣愁苦而滑稽地倒垂下來”，細瘦的身材，越來越駝的背，意識到自己駝背後的挺胸“實際上是聳了聳肩”，還有一副對悲哀事物準備就緒的眼神和他不自在的僅用雙腳外側撐著地麵的站姿，他用咋咋乎乎的哈哈大笑來掩飾自己的軟弱，一被詰問，“有個啞口無言的瞬間，一對大眼空白地鼓脹。”這無疑是一隻在即將到來的暴風雨前預感到窮途末路的兔子，即將到來的命運已經在身邊人身上驗證了，氣息奄奄的等待命運的宰割。對父親服裝外貌的描述就是他靈魂人格的外現，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整體形象的漫畫式表現：委曲求全，卑微畏縮，缺乏尊嚴和骨氣。
父親不僅僅是一個受害人，在與賀叔叔的合作共謀中，他們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其中的屈辱和心酸都有自虐的成分在裏麵。他缺乏奮起反抗的勇氣，也缺乏孤傲挺立的骨氣，隻求一份安穩，給妻子女兒求得暫時的安寧空間，他自願出賣了自己的才華，一再為賀叔叔賣命。他成為那個時代大陸知識分子一個具有象征意味的寫照。荒謬的崇高和隱忍的屈辱高度凝練在一個人的體內，將一個人的精力和才華剝奪的同時也磨盡了人格尊嚴。表層的救援與報恩和實質上的相互利用構成父親內心衝突的緣起。浸透在血液中的傳統文化因子，他所知道的滴水之恩湧泉以報的道德信念使他不能麵對被剝削的殘酷真相。男人間的友誼被政治竄改，傳統的君子扶危濟困的俠義風範掩蓋了掠奪和虛偽，所以“我”一再說：“他們之間向來就存在著一點兒輕微的無恥。”
當嚴歌苓反複寫作這一題材時，目光變得極為犀利，曾經的切膚之痛漸漸變成靈魂裏的傷。《雌性的草地》中對專製、政治對人戕害的主題予以深化和重新演繹，女子牧馬班被時代潮流激情推擠著走上了一條艱苦的道路，這是那個時代所要求她們的上進和革命。她們被樹立為樣板，也開始了囚徒一樣的流放生活。風吹雨淋，日曬露宿，一日幾變的酷烈氣候條件，潛藏著沼澤陷阱的茫茫荒原，幾個風華正茂的女子與眾多的馬為伴，既要抗爭酷烈的自然環境，又要戰勝缺吃少穿的物質貧乏，還要戰勝自身的欲望和需求，比如性愛、親情等，苦行僧一樣年複一年奔波在荒原。
《人寰》顯然站得更為高遠一些。“我”明知賀叔叔對父親的奴役，卻與他有著幾十年的曖昧糾葛，同樣在情感上被他奴役。這是扭曲的時代裏扭曲的友情和愛情，但又不僅僅如此。為了強調她寫的不是政治而是人性，她繡花針般綿密的敘事針腳串起另一對扭曲的男女關係，“我”和舒茨的情感描寫是這一主題的延伸，將這種“扭曲”置於更為寬廣的社會場景中，使內涵更為豐富和複雜。六十八歲的舒茨教授和四十五歲的“我”之間的戀情，是對賀叔叔與我、賀叔叔與爸爸關係的集合。他們既是上下屬關係，又是戀愛中的男女，也在合作寫一本書。再次提到對易感之心的奴役，提到自己與父親以及祖父一脈相承的清澈的良知、奴性和感恩。反思傳統文化的弱點，道德上追求完美使自己在人際交往中往往陷入弱勢和被動。統治人、利用人的病毒早已經侵入人們的血液，滲透進骨髓。“所謂的深意，往往在於隻鱗片爪的寥寥數筆，仿佛一些不起眼的路標，一不小心錯過了，便從此南轅北轍。在這種意義上，小說的閱讀並不是消極的消遣，而是一場對讀者的敏感、專注、理解，乃至智力的挑戰。”123舒茨得到“我”的愛也是以各種利害關係為條件，“我”一開始不愛舒茨，主要是為了報恩才接受他的身體。這裏已經跳出了政治糾葛，但是理性、清醒、善於控製的強者對易感的弱者的控製並沒有結束。
“我”悲哀地發現，“我”和舒茨之間與“我”爸爸和賀一騎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一方是恩典庇護卻又含有訛詐和奴役，另一方卻是廉價的感恩兼付出過重的人格代價。”而“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人生選擇其實也是早年那段人生經曆得陰影造成的。124兩個故事，兩對相似的人物關係，一明一暗，形成兩兩相對的同構敘述，揭示出人性的陰暗麵其實是無國界、無時間限製的。而一種心理症結即使漂洋過海也難以解脫。
文革之後講述苦難的故事很多，但是大多未能跳出意識形態敘事的窠臼，正如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遺囑》中所批評的奧威爾《一九八四》那樣，“把那個可憎的社會的生活縮小成了簡單的羅列罪狀。”125嚴歌苓的高妙在於跳出了這層限製。作者一開始就使故事置身於與心理醫生交談的語境，出現在文章的隻是“我”的語言，心理醫生蟄伏在我的語言中。“我”是四十來歲的知性女人，深受傳統文化的熏陶，經曆過大陸的政治風雲，後十年在在歐風美雨裏熔鑄了西式思維方式。她用這種西式目光審視舊日的生活和思想，既懷著悵惘的眷念，又有著反感和嫌惡。她試圖在敘述中描畫出知識分子的靈魂，並整理清楚自己情感的歸宿。這樣做的便利是時刻將敘述者和讀者牽回過去，記憶塵封中的每一個犄角旮旯，靈魂最隱秘的處所。而四十五歲中國女人用英語向異國的心理醫生講述自己在中國的人生經曆，又使得敘述有了一種奇特的張力，這張力是因為中西文化的巨大差異，中國女子不得不邊講邊予以闡述來縮小文化差異帶來的理解的分歧。
嚴歌苓的創作常常落筆於國內的人和事，她非常關注女性的命運，常常與那些底層生存的，有著悲劇遭遇的女性有著感同身受的疼痛感。除了對其生活進行描述外，更是以一顆女性的心靈對作品中的女性進行了精微化、細膩化的心理刻畫。
《誰家有女初長成》敘述農家女孩潘巧巧被拐賣到偏遠山鄉，被拐賣給兄弟二人，不堪兄弟淩辱，殺掉兄弟倆，逃亡到邊境一個兵站，最終被逮捕的傳奇故事。乖巧聰明的潘巧巧具有好女人的一切素質，本是山野一朵自足開放的燦爛小花，她對人生充滿了美好憧憬，對人信賴，對這個世界忠厚寬仁。卻被一步步誘入命運的陷阱，被肆意踐踏。作者在追問：為什麼那些女孩子會被拐賣？她們在想些什麼，她們如何麵對被拐賣之後的生活？
封閉的山鄉因有了電視而吹進了城市文明的風，巧巧（隻讀到小學五年級）一心向往電視裏看到的繁華城市，要擺脫閉塞的鄉村。這是無處不在的媒體影響力，是都市文化對鄉村文化的殖民和強大的吸附。它給巧巧這類女孩子展示了十分廣闊的新鮮的生活空間。在被拐賣之前，這種渴望是折磨她們的最大痛苦。巧巧的向往落在曾娘們眼裏，無數個不安份的要強的女子就成為她們謀取暴利的工具，被騙著走向了各自的命運之路。正是城鄉之間的巨大差別形成的驅動力。
她離開家鄉，同時也就被家鄉拋棄了。“黃桷坪走出去的女孩，如果沒有彙款單來，她們的父母就象從來沒有過她們一樣，就象懷胎懷得有鼻子有眼了，硬給鎮計劃生育主任押解去打掉的那些娃兒一樣，落一場空。那些父母想得很開，這些沒有彙款回來的女娃兒就算多懷個十六七年，十七八年的一場空。”這些不帶一點敘述情感的語言很有力量。平淡中埋了刺，簡簡單單，卻一層一層不動聲色地把真相剝給你看。
認命中的“命”是指命運，也即人力所不能改變的一切客觀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綜合。老子也曾認命，孔子也說“五十而知天命”，又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126這種關於命運的認識已經俗化為中國普通民眾的思維方式了。俗話不是說“富貴在天，生死由命”“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命裏隻有三鬥米”人們稱賞儒家的樂天知命，容易滿足現狀，輕易地就為自己找到了滿足的理由，也就是認了命了。“一個女人認了命，自己是不知道的。……巧巧很多日子以後回想起這個晚上時，才懂得自己；她那時才懂得自己其實跟祖母、母親，黃桷坪一代代的女人相差不大，是很容易認命的。”嚴歌苓多次用這樣的句式來穿插自己對人物命運的觀感，假借主人公之口，造成一種反省氛圍，一種屬於思想者的善於總結歸納的氣質。如果沒有這些穿插，那麼隻會是一個簡單的關於拐賣的社會新聞故事，並且因屢見不鮮而顯得題材陳舊。但是嚴歌苓高明之處就在於她善於點染。她並不想把小說當作“社會疾病的診所”，而是想深入到一個女子的心靈世界，了解她之所思所想。她們實際上也是自己內心激情的犧牲品。
這實際上是嚴歌苓一貫的做法，她是個命運感和女性意識很強的作家，她很有抗爭意識，但同時她也認同人在命運中無可奈何的渺茫感。在強悍的人生風暴麵前，人隻不過是一粒沙子，愈反抗，墜落得愈快。尤其是女性，很難掙脫命運所加諸給她的困局，因而認命，坦然麵對，積極承受，苦中作樂，呈現出另一種美來。
嚴歌苓評價巧巧是個實惠的女人：她的年輕好看，勤勞能幹，肯吃苦會過日子，長得豐腴，帶點風騷，能生會養。她的帶著笑渦的麻利的小手，肉嘟嘟的巧嘴巴，過五關斬六將的笑等，這裏“實惠”是指實用，貼近凡俗生活。在那個偏遠的兵站，巧巧的到來激發了二十多個男兵的愛心。人人為她動心，為她的美麗勤快，她的伶牙俐齒所吸引。兩個男人與她命運息息相關，劉合歡和金鑒。劉合歡是個實惠的男人。在與世隔絕的高原當了九年兵的劉合歡有點痞，他胸無大誌，缺少情操，會利用手中職權，用物品同過路汽車兵交易；成熟，世故，帶點油滑，玩世，滿嘴髒話，但是他能帶給困境中的巧巧以真實的溫暖和幫助，他真心愛巧巧並願意幫助她。
而金鑒呢？是一個能讓女人愛戀，有野心，冷麵的男人。固然優秀，有很高的道德操守，有宏大理想，有才華，卻高高在上審視著巧巧，除了高談闊論，發出一些悲天憫人慷慨激昂的言辭之外，無所作為。正是他的正義感葬送了巧巧的性命，他能為失學率，森林覆蓋率， “九億農民在斷自己子孫的活路”之類宏大命題義憤填膺，卻不同情身邊活生生的生命。他是知識分子的象征，擺出高深莫測的精英的冷麵，他們的斥問對底層農民現狀沒有任何實質意義的幫助，他們想要啟蒙農民，卻根本就不了解要啟蒙的對象，所以隻會嚇呆了巧巧，讓她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讓一個溫文爾雅的人這般暴戾。而金鑒與巧巧的對話中也透露了真實的鄉村困境：過早輟學的孩子們，上山砍樹賣給城裏人做家具，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金鑒說，這是惡性循環，“你們先是拒絕受教育，選擇無知，無知使你們損害自己的長遠利益，長遠利益中包括你們受教育的權益，包括你們進步、文明的物質條件，你們把這些權益和條件毀掉了，走向進一步的無知愚昧――越是愚昧越是無法意識到教育的重要性，而越是沒有教育越是會做出偷伐山林這樣的無知愚蠢的行為。”這些義正詞嚴的斥責用錯了地方，他不知道巧巧這些鄉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他的話使她畏縮，懼怕，崇拜，卻毫無助益，巧巧幾乎要向他和盤托出她的遭遇了，她已經說了一半，可是金鑒能給她的隻是一條毛巾。他的憤世嫉俗、救渡天下的知識分子胸懷，大而化之的悲憫情懷卻隻是書生式的文鄒鄒的表達。最反諷的是，巧巧正是在法治聾啞的地方被一步步推進罪惡的深淵，而在她生命的終點，金鑒等人卻是以法治的名義裁決了她。
《誰家有女初長成》中人販子也並不是一眼就能認出來，他們是曾娘一樣的熟人，是“戴著眼鏡，笑著一個白淨書生的笑”。養路工大宏與傻子二宏，更是一對純樸、勤勞的兄弟，雖長相醜陋，但是對巧巧百依百順。之所以會花錢買妻，是因為娶不到妻子。在巧巧初來時並未對她動粗，隻是做好吃的讓她感動，讓她心甘情願的自己把自己送給大宏。二宏雖然傻得讓人厭憎，但他也是像狗一樣愛著那個巧女子。大宏對弟弟的無條件的愛更是讓人為之心動。正是這樣，才讓故事更為可悲。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中說到一種悲劇“非必有蛇蠍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
小說“可以記錄潛在於曆史學家的不以個人為主的編年史之下的人類經驗。”而這些經驗可以幫助說明事實。127巧巧被拐賣對她個人來說隻是人生命運的瞬時拐彎，是偶然事件，所謂命運，就是人力無法改變但它卻改變了你的一種強大的力量。“你看那偶然性：謬誤是它的兄弟，愚蠢是它的嬸娘，怨恨是她的祖母，而它卻統治著這個世界；每一年每一日，它通過或大或小的災禍加重了大地上每一個孩子的生活的苦難，當然也加重了你們的孩子的生活的苦難。”128 “上帝統治著萬物，而偶然性和機會又與合作來治理人類的事物。”129而讀者清晰看見了它的必然性，文明世界創造了物質豐盛之後，也製造出太多精神垃圾，電視機讓她們知道了深圳，知道了外麵的世界，對文明和繁華的向往，淪落到了偏遠山鄉大宏處時最渴望的由此發生血案的還是那一台電視機。從巧巧踏上遠方的行程開始，她就注定是城市文明這架無情機器下的犧牲品。曾娘和李表舅那類人不是個別的存在，他們已經成為這個世界的一部分，是都市文明滋生出的垃圾，他們坑蒙拐騙，以錢和性（放黃色錄像）汙髒了淳樸的鄉村，將頹靡的都市氣息吹向黃桷坪，將巧巧那樣要強能幹的女孩子推進悲劇。道德淪喪、良知泯滅，這種巨大的邪惡的吞噬力量代行了命運的功能，改變了一個又一個鄉村女孩的命運。在現代化的今天，逃離鄉村成為她們的夢想，但她們能去哪裏呢？即使巧巧她們沒有遇上曾娘，順利來到了都市，就能實現夢想，就能幸福嗎？小說中一直沒有正麵現身的慧慧可以看作是另一種命運，她們在發達城市的工廠流水線上做工，然後拿到極其微薄的薪水，累成肺癆之後隻能在家中等死。“一天在流水線上坐十六個小時，吃飯隻有五分鍾而買飯的隊要排一小時，就這樣也不耽誤深圳天堂般的好。”沒有文化，沒有技能，被趁虛而入的人販子抓住她們的天真無知，拐賣到更為偏遠的山鄉，成為傳宗接代的工具，滿足那些饑渴男人的性欲；……還有另一類女孩，那是在《誰》文中沒有出現，卻在另一些作家筆下濃墨描述過的女子，《泥鰍》（尤鳳偉）中那些被迫或者心甘情願賣身的女子，她們隱沒在一盞盞紅燈後麵，構成城市另一種不乏誘惑但是墮落的風景。對於巧巧們這類鄉村女子而言，似乎沒有太多別的出路。她們原本清純如山間一汪清泉，卻在現代化的步伐中迷失了自我。這類女子是在九十年代以前的作品裏所沒有的，專屬於九十年代以後的文化創造。誰來救她們？潘富強，長臉警察都知道底細，曾有機會阻止，但他們有能力阻止嗎？被金錢、欲望牽引著她們這些山窩裏的金鳳凰，無數個巧巧都在踏上這條路。
大宏對傻兄弟的仁義、袒護和嬌縱，固然是他對死在蘭州的傻兄弟的愧疚，也是對這份傻的痛惜和血緣的維護。在大宏的邏輯裏，二宏是他在父母臨終前發誓要照顧的傻兄弟，是與他共享一切的。他認為女人就是用來享用的物體，如同衣服，而兄弟才是手足，是骨肉。而女人，無論多麼喜歡，都是泄欲和生育的工具。是花錢買來的物品，買巧巧的錢裏有二宏一份，所以二宏是有資格共享巧巧的。何況二宏對巧巧傻裏傻氣的好，更何況這個女人不肯給自己生孩子。所以當巧巧被二宏糟蹋後找他評理時，他衝口而出一句：“你又不是沒給人禍害過”讓巧巧徹底絕望，這使巧巧徹底省悟了自己的遭遇：“所有人――從曾娘、姓曹的，到大宏、二宏，全都串通好了的。他們串通一氣，把巧巧化整為零，一人分走一份。誰都在她身上撈到好處，就是她自己成了好處提取後的垃圾。爹疼媽愛的巧巧，最初也不過是這些人手裏一塊糕餅，大口吞小口啃，巧巧給他們咀嚼，咂巴著滋味，消化。巧巧感到自己此時是一堆穢物，消化後的排泄。”自尊的徹底喪失，所有的屈辱和仇恨都被瞬間喚醒，那一句話拂去了她最後一層麵紗，讓她看清了真實處境和真實的自己，看清了男人的愛，具體說大宏的愛，這種覺醒殘酷得無法麵對。“捆隻母雞到場上去賣，你還得費勁攆它一陣，還得抓把好米誘它。拴頭羊去宰，也得聽它咩咩地吵鬧一陣。一個在黃埆坪一貫逞能的巧巧，竟一點都沒讓他費事，繩子都不要他一根，自己就跑來挨宰了。”這是巧巧最深的隱痛。所有仇恨在瞬間爆發了，提刀殺了兄弟二人，釀造了人間慘劇。於是，荒謬成為合理，守信義重承諾成為罪惡的推動力。
代結語：打撈被曆史遺忘的女性
――評羅莎?蒙特羅的《婦女小傳》
《婦女小傳》裏以紀實手法摹寫了十五個傑出女性的生活曆史，酣暢筆墨下凸現的是十五顆孤獨的靈魂。她們才華獨具，卻要麼被誤解，要麼被遺忘。正如作者所說，“在我們集體健忘的平淡無奇之後隱藏著一幅奇特女性的斑斕景象。有些女人令人崇敬，另一些聲名狼藉。她們共有的是一次背叛，一次逃避，一次贏得：背叛了社會寄予她們的期望，逃避了她們有限的女性命運，贏得了個人自由。”作者所要做的就是抹去歲月塵埃，讓她們浮出曆史地表，呈現真相。
她不僅僅是在審問男權社會，也在審視女性，女性的弱點，人性的弱點。為什麼她們有著與成功有關的一切條件：聰明、才華、美貌、膽量，卻落得一個悲劇的命運？
女性可以是優秀的，也可以是邪惡的
《在風中築巢》裏，羅莎毫不隱瞞自己對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的欣賞：“這是我最喜歡她的地方：她的才華和知識膽量，反複思考世界並適應我們時代的急劇變化，我們得教我們的孩子在風暴裏築巢。”她所描寫的米德是那麼可愛，最初的瘦小，後來“炸丸子似的發胖和變扁。”童話故事裏的人物一樣，是“一個嘟嘟囔囔但善良的巫婆。”她一生都謹嚴自律，勤奮堅韌，對人類學投入了巨大的熱情。她每天五點起床，寫作三千字之後去上班，用“軍需部將軍計劃下一次戰役的細致來規劃她的生活。”在野外進行調查研究的時候，她用極大的堅強戰勝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難。比如熱帶叢林的孤獨，龍卷風的粗暴，瘧疾的頻繁發作，食人族的威脅等等，她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得益於她的這些優良的素質。同時她慷慨、和藹、注重細節，關愛所有她身邊的人。
同樣給予不遺餘力讚賞的還有喬治?桑，她用《圓滿》這個美麗的名詞來描述桑的傳奇。在她筆下，桑是那麼可愛：穿著男裝，有一雙奇特的眼睛，“像一個壞念頭那麼黑，那雙眼睛好似淹沒了她整個臉龐的幽湖。”從她急風驟雨般的青年到寧靜智慧的晚年生活，桑一直以母獅般強悍的力量，主導著內心的自由和自己的生活。她常常成為被閑話的主角，因為她的眾多情人和她特立獨行的生活方式，但她從不介懷，“她蔑視一切辱罵和恭維，擁有令人驚訝的自由，總是願意冒險，嚐試和犯錯。”隻關注生命的跳動和自己的作品，更不會讓它們影響自己的生活。用羅莎的話說，她“打破了她女性命運的陳規和閉塞”，活得精彩，富有活力。與很多人隻是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衰老，漸漸腐壞不一樣，喬治?桑是漸漸走進人生的寧靜和深沉，理性和成熟。
還有《世界是一張床》中超現實主義畫家弗裏達?卡洛。用“千瘡百孔”來形容她苦難的肉體並不誇張，在近乎惡夢般的車禍之後，她幾乎成了碎片，她在日記中寫道“我是瓦解。”她以頑強的生命意誌一次又一次地與死亡搏鬥，建構自我。在她的畫展上，一頂帶華蓋的大床――她一生苦難的帆船，把弗裏達抬了進來，她穿著印第安人的豔麗長裙，用綢帶和鮮花編頭發，戴著前美洲的沉甸甸的珠寶。精心打扮的後麵是她穿著鐵製緊身胸衣的支離破碎的身體，靠毒品和酒精才能止住疼痛。那一刻，她就像一朵開在鹽堿地的小花，苦難之海上升起的絢麗星光，美得讓人窒息。
羅莎並不願意為名人諱言，在她看來，女性可以是優秀的，也可以是邪惡的，她們和男人一樣，“能夠幹出一切美好和邪惡之事。”勞拉?賴丁被作者命名為最邪惡的女人，認為她是“本質的惡，是陰暗的靈魂。”“她經過的地方，一切都坍塌。”她用晦澀難懂的詩歌將一個又一個男人抓在手裏，控製他們的思想。而這些男人也就真的像中了邪一樣，聽任她虐待他們的妻子和孩子。――其中有一個被他們送進了瘋人院接受電療。
還有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的作者，那個被稱為海狸，在數代女人心中堅強獨立的女權主義者。她和薩特保存了五十一年的關係並不是那麼完美溫情，隨著他們私人信件日記的公諸於眾，他們冷酷髒泡沫似的一麵也露了出來。雙性戀的波伏娃與薩特共享情人，他們在書信中互相無恥地評述風流韻事中最放蕩的情節，以傷害那些愛他們的孩子為樂事，“就像一出滑稽歌舞劇那樣愚蠢、複雜和可笑。”這些描寫解構了波伏娃的女神形象。但作者說，雖然如此，波伏娃還是以她的勤奮，她對自己生命負責的態度創造了輝煌業績，不管怎麼說，波伏娃成就了她自己。“成為自己”是作者對波伏娃的寬恕、理解與尊重之處。
這些鮮為人知的曆史或者細節顯然為我們認識這些傑出的女性和她們同時代的男性的一個嶄新的窗口。重新截取或被重構的曆史被一道犀利的女性目光投射著。
她們的夢想是怎樣變成夢魘的？
在書的扉頁，羅莎用近乎調皮的語言寫道：“（將書）獻給我的女友，所有那些對我來說曾經和現在都很重要的女人……”之後是長串的名單。是的，她這本書是獻給天下的女性的，尤其是那些擁有才華和夢想的女人。她將近乎慘痛的故事告訴我們，越是優秀真摯，才華出眾的女性越是容易踏入悲劇。因為她們的心靈更容易敞開，她們的情感更熾烈，她們一點點性格上的弱點就會把自己的人生捅出一個大窟窿。而女性要想在壁壘森嚴的男權社會裏有一點成就，有一點突破，是談何容易？她們因為出類拔萃，反而更容易被攻擊被排斥被誤解，她們以對世俗傳統的冒犯而獲得了藝術上的成功，卻得到了世人的白眼，有人甚至被送進了瘋人院。
她們被要求無條件的奉獻和犧牲。比如《帶著鋼爪》中說，“男人把婚姻視作為自己服務的一個機構，而女人把婚姻視為一個甜蜜的童話故事。”看看那封趾高氣揚的信，一封婚前古斯塔夫寫給阿爾瑪?馬勒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長信，”信中竭盡嘲諷傲慢地宣布：“……你隻該有唯一的一個職業：讓我幸福的職業。你得放棄所有那些表麵的東西（所有與你的身份和你的工作有關的東西）。你得無條件地獻身於我，你得讓你的未來的生活在所有的細節上都服從我的願望和需要，除了我的愛情，你不該再要求得到別的什麼。”在整夜失眠和哭泣之後，美得如同神話的阿爾瑪答應了不平等條約，十年未曾作曲。
她們也心甘情願地躲在男人的身後，艱辛地支撐起男人的成功。《沉默》中，格雷戈裏奧?馬丁內斯?謝拉是二十世紀西班牙最著名的劇作家之一，但真正的作者卻是他湮沒無聞的妻子。格雷戈裏奧長相極醜，“患佝僂病和肺結核”，貪財，好色，對才華橫溢的妻子極度榨取。而瑪麗亞?萊哈拉加毫無怨言，她像一架開足了馬力的機器一樣勤奮的工作，所有的作品都署上丈夫的名字，將名利輝煌都披在他的身上，留給自己的隻有無邊的孤獨的沉默。像瑪麗亞這樣天資聰穎的女子又豈能不明白自己在被無恥的掠奪？她在作品裏近乎悲憤地寫道：“婦女沉默是因為受宗教的教誨，她們堅定地相信順從是美德；她們沉默是因為害怕男人的暴力；她們沉默是因為屈服的習慣；一句話，她們沉默是因為在幾個世紀的奴役威逼下，已經具有了奴隸的靈魂。”在婦女沒有發言權的時代，她的智慧和才華隻能以這種“謙卑的驕傲”呈現在人們麵前。
比如《夢想與夢魘》中的卡密爾?克洛代爾，她曾經聰慧美貌，富有才華和膽量，她帶給羅丹靈感，甚至在羅丹大多數成功的作品上都留有印記，而她卻隻在曆史上留下了這樣短短的一行介紹：“羅丹的模特和情人。”她的飛揚的才華被時間的粉塵湮沒，離開羅丹想要獨立的她卻因為世俗的偏見而陷入極度困窘之中，後來被冷酷的母親送進了瘋人院，在那個暗無天日的地方度過了灰暗的三十年，寂寞無聲地死在了那裏。她的淒苦的一生就此漫無蹤跡。一株名貴的蘭花就這樣枯死在臭水溝裏。
那麼她們的夢想是怎樣變成夢魘的？是不是都是社會和時代環境造成的呢？她們自己是不是也應該承擔一部分責任呢？
《致命生活》裏開宗明義：“有人把任何事情都稱為愛情。例如對他人病態的需求，最殘酷和毀滅性的寄生習性。”塞諾維亞?坎普魯維就是這種“愛情”的犧牲品。她的丈夫胡安?拉蒙?希梅內斯，195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胡安是一個非常厭世消沉的人，並以他的弱贏得了她的母性的包容，無條件地答應丈夫的一切要求，不管這個要求是多麼不近情理，完全消融了自我。曾經因為他需要絕對的安靜，她可以一整天都躲在衛生間裏。把為了某人而毀滅自己，變成了“一種邪惡和致命的樂趣”。他以一種病態的依賴緊緊攥住了這個女人，而這個女人以病態的奴性留在他身邊。兩個人的人生變成了一個人的人生，這就是致命之處。
作者用一種深刻的悲憫和闊大的人類眼光反思這些天才女性的悲劇起源，對她們，她有著極其複雜的心態，有不滿，也有同情和理解。
相比較起來，勃朗特姐妹似乎要幸運得多，雖然她們貧窮，生活在偏遠的荒原，惡疾纏身，都在盛年去世。但是起碼她們有姐妹情誼的相互扶持，彼此靈魂的安慰，沒有愛情，也就沒有人借著愛情的名義行使掠奪。她們有著苦難的一生，可是她們的作品卻讓她們永遠成為人們心中的傳奇。那些黑沉沉的夜晚，在孤單的荒原，壁爐的火光映照下，她們圍坐在一起，總有一個激情昂揚的人在朗讀自己的作品，幽暗的空氣裏“充滿她們美妙話語的火花”，這樣的畫麵穿越時空來到我們麵前，依然回蕩著動人心魄的魅力。
人類的曆史既是男人的曆史，也是女人的曆史，是在男人和女人之間行走的曆史。閱讀這部《婦女小傳》，我們似乎處身劇場，穿越時空，在觀看一幕又一幕的戲劇人生。雖然場景和時代在變化，服飾和麵貌在更改，但人物的表情和她們的故事情節仍然有著驚人的相似。在漫長的歲月裏，那些才華獨具的女性一直致力於塑造自我，她們通過言說破解女性的隱匿之謎和尋找女性的正確位置，來擺脫墳墓般狹隘的命運和社會的禁錮。
羅莎以這些優秀的女性為個案來剖析女性群體，可謂慧眼獨具，也非常有說服力。“鏡子般的特性”也讓我們清楚地看到了自身，這些女人的困惑在今天依然在追問，我們並不比這些女性更智慧，我們的困境依然殘酷地存在。也“地圖”一樣讓我們多少可以描摹出自己的私人地圖，躲避一些挫折和困難。
（［西班牙］羅莎?蒙特羅著，王軍譯，《婦女小傳》，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