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進入本世紀之後，這種優越感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正在逐漸消失。在政治製度方麵，首相更迭頻繁，政治的不穩定使政治民主主義製度的優越性不再那麼強烈。特別是政治精英中普遍存在的 （家族政治） 世襲現象，更使不少人對日本民主製度的本質產生了懷疑。在經濟方麵，隨著日本經濟的相對衰退和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戰後建立起來的民族自豪感受到嚴重打擊。但這也促發了日本人的危機意識。正如安倍在今年2月訪美時宣言：“日本絕不做二流國家。” 這種保持民族優越感的焦慮構成了今天日本民族主義的主要部分。
如何凝聚日本人的精神重振日本，這是安倍晉三等政治家和日本精英人物近年來一直努力的一個課題。從近年來的發展趨勢看，日本國內有很大一批政治人物和知識精英嚐試從日本的傳統文化中尋找重建日本民族精神的元素。因為不少日本精英認為，戰後構建的是一個經濟的日本和物質的日本，並不是精神文化的日本。重建日本精神必須回歸到戰前。但是對於日本人來說，回歸傳統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二戰以前的日本曆史中有著亞洲唯一一個成功實現近代化、成功躋身於歐洲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陣營的輝煌榮耀，同時也有著對中國等其他亞洲國家侵略和殖民的“不道德的曆史”。
回歸傳統，意味著將必須麵對曆史。正視侵略史將不利於重建日本精神。而將曆史“道德”化，也就是說修改曆史，將有助於重建民族自豪感，但是正如最近在教科書和靖國神社參拜問題上所顯示的，這種做法一定會與中國、韓國等相關國家產生衝突。另一方麵，以安倍和石原慎太郎為代表的不少日本政治精英認為，日本經濟發展停滯與日本戰後的精神矮化有關。他們認為，想要重振日本，首先必須實現日本國家正常化，修改憲法第9條，將美軍基地撤出日本。
修改憲法使日本國家正常化的舉措在20世紀80年代末日本經濟成長的高峰期就很興盛，之後略有沉寂，而最近安倍第二次執政之後，修改憲法和國家正常化，再次成為一個海內外最受關注的政治話題。80年代的修憲聲浪與高度成長期的自豪型民族主義有關，而最近的修憲聲浪則與被中國超越和追趕的焦慮型民族主義有關。這部分民族主義緣起與中國相關，但是主要對象是美國。從總體來看，日本民族主義的核心在於重振日本，民族主義是實現國內目標的工具。
與中國的對日民族主義一樣，日本的對華民族主義也具有非常強的情感性。同時，與中國的雪恥和因經濟崛起而自豪並存的情感相比，日本的對華民族主義情感更加複雜。日本曾經師從中國，而19世紀中國被列強打敗的經曆以及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帶給日本民族驕傲的同時，也帶給日本人很深的輕中和蔑中的思想感情。在日本的對華民族主義中，這種輕中、厭中、最近發展為抗中的情感與不得不重視中國的情感一直交織在一起。
從最近的中日民族主義衝突來看，中國對日本的民族主義主要表現在與領土爭端以及其他與曆史相關的一係列問題上，而日本對中國的民族主義，特別是民間民族主義中，領土爭端和曆史問題隻是民族主義表現的一個部分，除此之外，對中國國內問題的批判也是其中一個內容，比如說食品安全問題、環境汙染問題、拜金現象、社會道德的衰敗等社會問題、腐敗和政治體製、經濟發展缺乏創新等經濟現象等。對中國內政的批判其實明顯地反映出日本對華民族主義的兩麵性，一方麵在政治製度、經濟技術和社會文明方麵表現出強烈的對華優越感，另一方麵，經濟發展相對停滯以及被高速發展的中國所超越的焦慮，使日本不得不重視中國，甚至有點畏懼中國，擔心被中國超越的恐慌和焦慮心理。2012年NPO中日輿論調查結果顯示，80%的日本人認為中日關係對本國來說很重要。這種輕中、厭中但又不得不重視中國的複雜的感情，繼續深刻地影響著今天日本的對華民族主義。
但是，在進入本世紀之後，這種優越感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正在逐漸消失。在政治製度方麵，首相更迭頻繁，政治的不穩定使政治民主主義製度的優越性不再那麼強烈。特別是政治精英中普遍存在的 （家族政治） 世襲現象，更使不少人對日本民主製度的本質產生了懷疑。在經濟方麵，隨著日本經濟的相對衰退和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戰後建立起來的民族自豪感受到嚴重打擊。但這也促發了日本人的危機意識。正如安倍在今年2月訪美時宣言：“日本絕不做二流國家。” 這種保持民族優越感的焦慮構成了今天日本民族主義的主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