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國家崛起過程中，到了一定的階段，一部分人甚至很大一部分人開始頭腦發昏，甚至利令智昏。大量的曆史文獻表明，這種現象在很多大國崛起過程中都出現過。德國和日本的民族主義就是當時這兩個國家很多民眾心態的自然反映。在這個時候，政治精英的選擇成為關鍵。如果政治精英也像普通民眾一樣，或者為了利用民眾的這種情緒來為自己的權力服務，那麼國家必然走向災難。但如果政治精英們仍然能夠保持理性和清醒的頭腦，並且能夠動員社會上的理性因素來遏製住非理性的部分，那麼國家仍然能夠繼續和平崛起，完成大國的終極使命。
對中國來說，“韜光養晦”可以說是國家內部現代化以及外部和平崛起和可持續崛起的最基本原則。中國是否能夠繼續完成國家現代化進程、和平崛起、最終走上國際領導舞台，這不是一個自然的發展過程，而是政治精英們冷靜理性的選擇結果。具體到中日關係來說，如下幾點尤其值得我們思考。
首先，應當逐漸節製對日民族主義。自近代以來，中國對日民族主義從來就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為政府提供支持力量，但搞不好也會成為政府的反對力量。“五四運動”時期非常典型，反日最終演變成為反政府。抗日戰爭時期也是這樣，盡管形式發生了變化。當時，中國共產黨作為反對黨在動員中國社會的反日民族主義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廣大的中國農民成為反日力量，主要是共產黨民族主義式動員的結果。不過，這在客觀層麵也對國民黨產生了莫大的壓力。同時也要看到，正是因為中國民眾反日民族主義情緒的存在，政府方麵任何改善中日關係的政策也會麵臨社會甚至政治的壓力。例如，在20世紀80年代初，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的日本政策被視為過於“親日”，從而遭受他人的批評和攻擊。這表明，改善中日關係過激可能也是不可行。
今天，對日民族主義已經非常高漲，並且大多是民眾自發的。在這樣的條件下，政府應當理性引導民眾民族主義，使其理性化，避免過度高漲而超出管理和控製的程度。這裏首先要把對日關係回歸到現實主義，而和比較抽象的愛國主義分離開來。在把對日關係和愛國主義結合起來的情況下，任何對日政策都很容易被政治化，也因此很容易被情緒化。對日關係要強調理性之上的國家利益。
其次，在釣魚島問題上，因為民族主義的高漲，中國實際上沒有“退路”。當然，中國也不用做很大的妥協。現在的局麵是由日本民主黨對釣魚島進行“國有化”引發的。日本的“國有化運動”使得這個問題從台下浮上了台麵。客觀地說，這也使得中國有機會公開自己的釣魚島政策，並且也公布了海基線。經過這麼長一段時間的較量，盡管日本政府繼續強硬，不承認釣魚島的主權爭議，但日本國內越來越多的民眾已經意識到釣魚島主權是存在爭議的。從日本國內政治發展來看，要日本政府公開承認釣魚島主權爭議的可能性不大。正如前麵所分析的，日本也存在著高漲的對華民族主義情緒。即使政府有了意願，也會受到來自社會的巨大壓力。政治人物不太可能做承認主權爭議的選擇。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應當把重點轉移到如何管理衝突。中國已經對釣魚島成功實現了實際上的“巡航管理”，這一點不可以退，而且要繼續常態化。但要避免和日本的直接衝突。因此，危機管理變得重要起來。危機管理可以通過高層設立“熱線電話”或者實際管理部門之間的經常性對話機製來實現。
再次，盡管中日政治和戰略關係在短期內不可能得到改善，但中國應當把政治戰略和經貿關係相對分離。中國應當繼續和日本發展並且深化經濟貿易關係。這個領域是互利的。中國要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從一個中等收入社會提升到高收入社會，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仍然是關鍵。在東亞環境中，中日經濟關係對中國的可持續發展仍然重要。實際上，從曆史看，盡管經貿互相依賴的關係不可能阻止兩國之間的衝突和戰爭，但可以減少戰爭的可能性。日本小泉首相期間中日關係進入“政冷經熱”狀態，當時中日民族主義也一樣高漲，但兩國並沒有發生直接的對抗和衝突。這裏麵，兩國互相依賴的經貿關係便是重要因素。這個現實到現在也沒有改變。中日兩國之間的民族主義衝突不應當對兩國的經貿關係發生深刻的影響。這對中日兩國都有好處。
（本文與楊麗君合著，發表在公共政策研究院
《政策研究專題》2013年7月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