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局麵表明，中國要對自己目前的國際關係局勢做審慎的思考。各方麵的發展表明中國已經進入崛起進程中最艱難的時刻，也麵臨著最艱難的戰略選擇。這裏既包括本報告所討論的中日關係中的釣魚島問題，也包括中國東盟國家關係中的南海問題和中國與印度之間的邊界糾紛問題。所有這些問題歸根到底都是主權問題。盡管中國和其他國家也存在經濟、政治等方麵的問題，但都不能和主權問題相提並論。這些非主權問題都不會影響到中國的整體現代化進程，而主權問題則不同。中國把這些與主權相關的問題視為是核心國家利益問題，可見問題的重要性。說穿了，中國在“核心國家利益”問題上沒有任何妥協的餘地，一旦受到“威脅”，隻能做最強硬的反應，而不管這種反應的代價如何。這就是人們最近所觀察到的中國在所有這些問題上所做出的反應。
應當看到，中國現在做出的反應過於在戰術層麵，也就是“以牙還牙”式的反應。在中國的種種外交行為中，外界看不到有深刻意義的戰略意圖。這尤其表現在和日本的釣魚島之爭上。中國的戰略目標顯然不是要解決釣魚島問題。不管如何不合理，日本現在實際上控製著釣魚島。即使中國從日本手中奪回實際控製權，也並不意味著問題的解決。原因很簡單，日本方麵不會承認。如果用軍事武力來解決問題，不管哪一方控製了釣魚島，唯一的結果就是把仇恨延伸到下一代。那麼，中國的戰略目標其實很簡單，那就是要日本承認“釣魚島是具有爭議的”。問題在於日本現在不承認這一點，如果日本承認了這一點，那麼下一步就可以探討雙方如何來解決問題。但如果這真是中國的戰略目標，那麼這個目標過低，很不值得中國像現在這樣做下去。因為這種“以牙還牙”的反應戰術會影響甚至毀滅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甚至是近代以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所追求的國家終極崛起的戰略目標。
今天的中國已經進入崛起過程中的最艱難的時刻。中國正在崛起，但還沒有真正崛起。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在向國際調整。但現在，中國已經崛起到可以不再像從前那樣繼續向現存區域或者國際秩序調整自己，而是處於有能力對現存秩序構成壓力，但同時還沒有足夠的能力對區域或者世界秩序負責的階段。因此，國際開始對中國抱有很高的“不確定性”，對中國是否可以繼續崛起、是否會成為霸權、是否會承擔責任等感到不確定。這種心理廣泛存在於日本社會各界。當然，中國周邊大多數國家都有類似的心理反應。
很現實，無論是區域和平還是世界和平都取決於這兩個因素。第一，中國的真正崛起。在崛起的早期，中國有非常大的意願向現存秩序做主動的調整，即中國所說的“接軌”。但崛起到現在這個階段，中國的確不可能無限度地向其他國家調整自己的政策。同時，中國也沒有強大到要求其他國家向中國做調整。可以說，現在處於一種相互要求的相持階段，各方都不會讓步。但在中國真正崛起之後，其他國家必然會向中國調整。其實，這種調整在經濟領域的一些方麵已經開始了。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國家會這樣做，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也會這樣做。第二，中國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其他國家願意向中國調整自己的政策的主要動機就是中國的區域或者國際責任。其實，崛起和責任這兩方麵是相輔相成的。不能承擔責任的崛起就不是崛起，即使某些方麵崛起了，也成為不了大國。
也很顯然，在這個關鍵階段，中國的戰略選擇既決定了內部的現代化是否可以持續，也決定了中國的繼續崛起是否和平。如果選擇不好，無論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中國內部的現代化與和平的崛起都會中斷。這就是人們對中國目前麵臨的國際局勢非常擔憂的地方。一旦中日關係、中國東盟關係、中印關係中的任何一種關係失控，導致無論是局部的還是全麵的衝突，那麼非常有可能中斷中國內部現代化和外部和平崛起的進程。一旦中國的崛起被外界視為是非和平的，那麼中國的國際格局必然會急劇地惡化。如果走上這條道路，那麼中國的未來就會很悲觀，可能是如下兩個場景之一。第一是重複大國崛起的悲劇，即中國和其他大國發生大規模的衝突。而這種衝突，不是你死我活，就是同歸於盡。第二是自我擊敗。在這種情形下，中國周邊和其他大國不希望和中國發生大規模的衝突，而是找到更有效的方法來“圍堵”或者“遏製”中國，就像從前美國和其盟友對付蘇聯那樣。
客觀的形勢表明，比起其他任何時候，今天的中國更需要鄧小平所提倡的“韜光養晦”精神，更需要低調。不過，現實剛好相反。隨著中國的崛起，民眾和一部分政府官員的民族主義情緒也高漲起來，一些人的確為國家變得強大而感到非常自豪，而另一些人則被近代中國受帝國主義欺負的悲情所感染，覺得中國“雪恥”的機會來了。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懷疑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戰略，甚至主張中國可以拋棄低姿態外交，相信中國已經到了“亮劍”的時候。這尤其表現在中日關係上。不難理解，正如本文所討論的，中國的對日民族主義尤其強烈，而這種民族主義是植根於中國社會各階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