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美爾差一點摔倒，他知道，自己已經被牽連到這場事變中去了。他曾經與刺殺希特勒的密謀分子有過來往，但那隻是答應他們同西線的盟軍接觸，實現停火，以避免德國被前蘇聯人占領，並不知道這些人還有要刺殺元首的陰謀。但是現在，他似乎已經沒有解釋的權力了。
隆美爾15歲的兒子曼弗雷德暫時告假陪他，隆美爾對他談了不少對戰爭和德國時局的看法。一次他說：“對於作戰雙方來說，戰爭都沒有好處……一旦明白不可能通過戰爭得到什麼，便要馬上設法結束它。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處的局勢。但對東方的俄國的戰爭不在此例。所以我們今天所要努力的，就是設法讓西方國家占領整個中歐，但卻不讓俄國侵入我國國境。”“俄國和西方國家是水火不相容的。他們一定會發生摩擦，可能繼之以戰爭
。”
很快，隆美爾感到有些不對勁，他的手下的助手被一個個地抓走了，8月上旬以來，他的活動受到了監視。
有一次他問曼弗雷德：“告訴我，曼弗雷德，當希特勒突然把許多人處以絞刑時，你們年輕人是怎樣想的，這些人並沒有別的錯，隻不過是認為戰爭是輸定了……這並非沒有道理……我們現在應該設法結束這場戰爭
。”
隆美爾頓了頓又接著說：“無論如何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了。整個民族的命運全操縱在極少數人手裏，實在是不可容忍的事情 。”
9月3日，隆美爾被正式解除了B
集團軍群指揮官的職務。他已經陷入了一場反戰分子掀起的漩渦之中了。原來，7月20日，巴黎的反納粹分子曾把西線舉事的希望寄希望於克魯格身上。當克魯格得知希特勒並沒被炸死時便拒絕了他們的請求。於是，施圖爾納格和霍法克等人無精打采地回到巴黎。
7月21日，施圖爾納格接到召他回國的電話後自殺未遂，被抓回柏林，昏迷中喃喃道出了隆美爾的名字。
8月12日，密謀分子主謀之一，潛逃在外的卡爾·戈台勒市長被捕歸案。在他的箱子裏找到了一份密謀分子名單，裏麵有克魯格和斯派達爾。
8月14日，希姆萊的聯絡官赫爾曼·菲格萊將有關情況所寫的報告呈交給希特勒。幾小時後，希姆萊去見希特勒，在他皮包裏裝著的筆記本上，第五條寫著這麼幾個字：“西線，克魯格——隆美爾”。但此時，希特勒對隆美爾雖感到失望，但並沒有認為他背叛了自己。
8月31日，他在“狼穴”裏給即將上任B
集團軍指揮官談到隆美爾時說：“令人遺憾的是，隆美爾在成功時是一位極為偉大的，充滿生氣的指揮官，但是，一旦出現一點微不足道的困難，他就成為一個絕對的悲觀主義者。他在這種情況下，犯了一個軍人所不應該犯的錯誤——不在軍事上，而是在其他方麵尋找出路。在一定意義上，我把隆美爾看作是一位大膽聰明而又不同凡響的指揮官，但我並不認為他是個能夠持之以恒的軍人。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
然而，隨著進一步的審訊結果送到希特勒的手上，他的看法終於有了改變。
9月1日，斯派達爾也被解除了B 集團軍群參謀長的職務。
9月2日，斯派達爾的妻子打來電話，說他的丈夫被秘密警察抓到柏林去了。
9月11日，秘密警察開始了對斯派達爾的一次次審訊。
希特勒認為斯派達爾肯定是個知情人，因而一定有罪。秘密警察的審訊很細致。斯派達爾起初招供了霍法克7月9日來訪後，他跟隆美爾在城堡的院子裏散過步，也承認7月22日他到醫院看望隆美爾時，隆美爾曾對他說：“暗殺發生後他感到要從另一角度看待與霍法克的談話。”
然而，霍法克後來卻又招供說，他確實跟斯派達爾討論過暗殺陰謀。秘密警察讓他與斯派達爾當麵對質，斯派達爾遂處於進退兩難的處境，要麼他把過錯推到隆美爾身上，要麼就說霍法克撒謊。自斯派達爾被捕後，連續的失敗就折磨著隆美爾。
9月26日，斯派達爾的妻子寫來一封信，10月1日他就滿懷同情地給她複了函。
就在同一天，他又給希特勒寫去一封長信。信的開頭說，由於他的健康狀況還不能使他足以接受並接任新的工作，他為此感到十分內疚，“頭部有四塊碎骨，”他寫道，“受傷後西線出現了不利局麵，特別是將我從前的參謀長斯派達爾革職被捕……我偶然得知此事……給我精神上造成了難以忍受的負擔
。”
隆美爾依舊讚許將軍，並提醒希特勒，他還親自授予他騎士十字勳章。“ 斯派達爾到西線任職的最初幾周內已證明他傑出的才幹，他是位稱職的參謀長 。”
隆美爾說，“他嚴守紀律，為眾多士兵了解，並忠心耿耿地幫助我在可能的範圍內盡快完成大西洋壁壘的防禦部署。”信裏接著寫了可以說是最有意義的一段話：“
我不能想象，”這位誠實坦率的陸軍元帥寫道，“究竟什麼使斯派達爾中將遭到了革職和逮捕？不幸的是諾曼底的防禦工事證明不可能進行有效的戰鬥，不能將敵軍在海上或初登陸時就地殲滅。原因我早就向您報告過了。”
他接著講到了自己和克魯格元帥之間不和的情況，最後用這樣幾句話結束了他的長信：“我的元首，你知道我在自己的權力和能力範圍內已經盡了自己的職責，不論是在1940年的西線戰役，還是在1941—1943年的非洲戰役，以及1943年在意大利的戰鬥和眼下的西線戰役中，我都一如既往。我心中向來隻有一個信念，這就是為您和新德意誌帝國去戰鬥，去取得勝利。希特勒萬歲！——埃爾溫·隆美爾
。”
隆美爾寫這封信有這樣幾個意圖：一是為斯派達爾說情，保住他就等於保住了自己；二是擔心斯派達爾講出對自己不利的話，提前給希特勒打個預防針，表明自己是忠心耿耿的。此時，秘密警察對斯派達爾將軍的審訊也收場了。
1944年4月，陸軍榮譽法庭專門重新開庭聽取訟詞。因為隆美爾牽涉到此案，主持開庭的凱特爾決定用巧妙的方式傳訊隆美爾。10月7日，凱特爾給隆美爾家裏打電話。要他到柏林來。“
我們派一輛專列到烏爾姆去接他 。”他對隆美爾的副官說。凱特爾還約定了固定的日期，即10月10日。
隆美爾和他的家人討論了此事，“我可不會再上當呢，我現在認清了這些人的真麵目，我到了柏林便休想再生還了。”
隨後，他給凱特爾回了電話，接電話的是威廉·布格道夫將軍，此人剛接替施蒙特擔任陸軍人事部長和希特勒第一副官。“究竟是什麼樣的會？”隆美爾問。
布格道夫回答說：“元首命令陸軍元帥凱特爾和你討論你的未來 。”
隆美爾還是感到不安，“恐怕我來不成，我在10號那天專家們有個約會，他們說鑒於我的健康狀況，一定不要做長途旅行。”
10月11日，參加完柏林軍備會議的海軍上將盧格來到隆美爾家裏。他喜出望外。12日，他和盧格一起驅車到90公裏外的奧格森堡去，這一次是隆美爾親自駕車。這與他由於身體欠佳不願到柏林的托辭是自相矛盾的。跟蹤他的秘密警察將這一情況彙報了希特勒，加上秘密警察和人民法庭報告在源源不斷地湧來，霍法克在一份供詞中也說，隆美爾的確向密謀分子保證過，一旦謀殺得手，他將積極支持他們，這使希特勒對隆美爾徹底產生了懷疑。
10月12日的軍事會議結束後，希特勒向凱特爾口授了一封給隆美爾的信，信中提出了兩種選擇。
如果隆美爾認為他對霍法克的辯解和指控一無所知，那他就必須向元首交待；如果不是這樣，那麼對他的逮捕和審判將不可避免。
作為一個軍官和堂堂的男子漢，隆美爾應該采取適當的行動免遭逮捕和審判，在普魯士漫長的曆史上，曾經有多少次，某個軍官給另一名玷汙了自己職業榮譽的同伴送去一支手槍，把它放在這個人麵前的桌子上。
凱特爾，這位普魯士軍官和堂堂男子漢的化身，把信件和審訊報告交給布格道夫，要他親自送往赫爾林根，他指示布格道夫，假如隆美爾真的選擇了第二條道路，最好提供他毒藥，而不是手槍。這樣，他的死亡不會引起一片嘩然，而將以“自然死亡”處理。
就這樣，希特勒給他寵愛的陸軍元帥出了最後一把力，對於那些判處絞刑的密謀分子，他從來沒有施舍過這樣的恩惠。隻有這樣，人們便不會知道隆美爾和叛變分子沆瀣一氣，他的一生將“清白無暇”。
10月13日早晨，隆美爾、露西駕車去看望老朋友。上午11時，希特勒大本營給隆美爾家裏打了電話，布格道夫告訴接電話的男仆說：“請轉告陸軍元帥，明天中午至下午1點之間，我和另一位將軍將會拜訪他
。”
夜裏隆美爾回到家中，長途駕車使他精疲力盡，但他感到心滿意足。
由於擔心空襲或更糟糕的事情發生，他把最後一批財產疏散到法尼家裏。
男仆向他轉達了布格道夫將軍的電話口信，他並沒有對這位將軍來訪的真正目的加以懷疑。他樂觀地認為可能要指派他新的指揮權，說不定是有關東普魯士的防禦，因為蘇聯軍隊這時已重兵壓境。
但是，他等來的是希特勒對他的最後宣判——死刑。
終結：密謀集團的“替罪羊”
希特勒在隆美爾的心目中，是大德意誌民族複興的主宰，所以他才會一直追隨著希特勒。
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戰爭越來越對法西斯國家，對納粹德國不利了，隆美爾是在戰場指揮打仗的軍官，戰場的總體態勢，他非常清楚。所以，他不得不為這場戰爭的結局擔憂，德意誌的複興，德國未來的曆史將如何走？未來德國將怎樣？隆美爾不得不想這些問題。
所以，從1943年末開始，隆美爾對希特勒從崇拜產生了懷疑，他作為一個職業軍人，他覺得自己應該為德國民族的複興，戰敗考慮。
按照他自己的話說，他應該負點責任了，他認為到了自己應該對德國負責任的時候了。這個想法被德國反希特勒軍官團看到了，所以開始有人去遊說他。施道芬格就曾奉命遊說隆美爾參加反希特勒軍官團，可是當時隆美爾沒有直接答應，說了模棱兩可的話：“看來由我負責的時候到了”。可就是這一句話被遊說他的人寫在了文件上。
德國非洲軍團的士兵把他們的首長稱作“沙漠之狐”，隆美爾不論到哪兒都要走在最前麵。希特勒的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把隆美爾塑造成了“人民元帥”。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十分崇敬地評價隆美爾說：“他是冷靜狡猾的敵人，一位偉大的將軍。”
那麼，隆美爾到底有沒有參與謀害希特勒的陰謀呢？
其實，早在北非戰場期間，隆美爾就預料到德國將會輸掉這場戰爭。地中海上的補線已不再起作用，因為盟軍破譯了德國密碼並將德國軍艦一艘艘地擊沉。這時從柏林發來一道命令，讓他們堅持下去。隆美爾沒有聽從，他罵希特勒：“簡直是瘋了！”隆美爾又冒了一次險。他把非洲軍團從幾千公裏以外撤回，這成了戰爭史上的閃光一頁。
隆美爾是希特勒賞識的部下，他雖然尊敬元首，但也有著自己的性格特征。在阿拉曼戰役中他曾數次違抗命令，甚至當麵頂撞希特勒。
在阿拉曼戰役期間，希特勒責令非洲軍團“要麼勝利，要麼毀滅”。隆美爾中止了已經開始的撤退。但是很快，危機越來越嚴重，於是隆美爾違抗了希特勒的命令，再次指揮他的部隊撤退，直至遁入突尼斯山區。隆美爾還曾試圖將非洲軍團撤回到意大利，希特勒斷然地拒絕了。
當非洲軍團在突尼斯投降後，希特勒將隆美爾召回討論當前形勢。隆美爾告訴希特勒說他覺得戰爭不可能勝利了，並認為德國應爭取“有條件的投降”。這激怒了希特勒，他臉色鐵青，大聲叫喊：“記住，誰都別想跟我講和平！”
此後，隆美爾和希特勒之間就再沒有親密的接觸了。
1943年3月初，隆美爾不得不離開非洲。希特勒授予他騎士勳章，但是“沙漠之狐”自己清楚——他已經失去寵了。
1943年11月，隆美爾出任法國西線陸軍B集團軍司令並負責加強“大西洋壁壘”防禦工事。據說他還組織人員加固法國沿海的防事以阻止盟軍登陸。隆美爾看出“敗局已定”，盡管如此，他還是以飽滿的精力和熱情去執行新的任務。此時，對現實形勢的估計和對希特勒的忠誠之間的矛盾折磨著隆美爾，使他內心飽受煎熬。
隨著盟軍確立了在諾曼底的優勢，隆美爾意識到西線已經失敗，他現在想的更多的是如何停止戰爭以使盟軍穿越德國並在紅軍之前抵達歐洲的中心。無論如何，都要阻止蘇軍對德國的占領。由於這個原因，他至少兩次勸說希特勒接受他的意見，西線停止抵抗，但是隻要稍微提及和平的請求，希特勒就會大發雷霆。
1944年7月初，隆美爾就當時的形勢寫了一份備忘錄並交給了希特勒。7月15日，他又寫了另一份報告，其中有這樣一段闡述：“這場不對等的戰鬥正在接近尾聲，我認為應當從當前形勢中得出必要的結論。作為B集團軍司令，我不得不清楚地表達自己的看法。”
很顯然，隆美爾並不相信他的報告會讓希特勒改變主意，他之所以寫下並散發這些備忘錄有可能是為了在戰後證明他在當時那種災難性的形勢下並沒有保持沉默。
盟軍攻入法國後，隆美爾確實曾經設想過要除掉希特勒以實現和平，然後他將開放西線。慕尼黑著名的記錄片製片人莫裏斯·菲利普·雷米在為其著作《隆美爾的神話》查找檔案時，發現了長期保存在民主德國檔案館中的材料。這些材料證明，隆美爾當時確實很接近反抗，比現在眾所周知的還要接近。
關於隆美爾是否真的參與了刺殺希特勒的計劃，即被希特勒定為叛國罪的問題，曆史上普遍的看法是他沒有直接參與，也沒有同意刺殺希特勒。因為他在聽說希特勒遇刺時感到了無比的憤怒，他覺得“死希特勒可能比活希特勒更有危險”。所以，就在刺殺希特勒的前3天，隆美爾還乘坐敞篷車視察諾曼底前線。
直到最後，隆美爾還希望說服希特勒下台。這位元帥一直把一份列舉了元首錯誤決定的備忘錄帶在身邊，直至他被迫服毒自殺的那天。
1944年7月20日，戈台勒刺殺希特勒失敗後，德國掀起了一股洶湧的清洗浪潮。
由於密謀集團成員中許多人的立場並不是很堅定，因此出現了很多臨陣叛變者，結果越來越多的軍官和同情者被逮捕、槍殺或投進監獄。
密謀組織中的成員霍法克中校，因為害怕死，就想抬出兩位元帥作為自己的護身符。於是，在黨衛軍保安處的地下室裏，霍法克說出了隆美爾和克魯格兩位元帥的名字。
在黨衛軍保安局人員的誘騙下，這位隻顧保命的小人物添油加醋，把隆美爾說成了是直接密謀者，但並不是“7·20事件”的直接策劃者。
兩天後，這個重大的情報呈現在了希特勒的麵前。
希特勒麵對這樣的情報，沉重地歎了口氣，對黨衛軍頭子希姆萊說：“克魯格參加密謀集團我是相信的，但我想不出他背叛我的理由！這份名單的來源可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