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威廉·詹姆斯來到英國，住在弟弟亨利·詹姆斯的公寓裏——亨利·詹姆斯作為一個作家的事業，正在崛起之時，可說蒸蒸日上，以後的日子裏，將會寫作一本小說，名叫《螺絲在擰緊》。在現實主義文學史觀裏，它是被納入十八世紀後期的哥特小說流派，而到了現代的文學分類裏，它不折不扣就是一本靈異小說，或者說驚悚小說。但是，倘若了解亨利與威廉這一對詹姆斯兄弟的親緣關係，繼而再了解威廉·詹姆斯的思想探索，以及當時英美科學界所發生的這場邊緣性質的革命性研究，才會明白《螺絲在擰緊》真正意味著什麼。亨利·詹姆斯有個英國朋友，正是埃德蒙·蓋尼，“英國靈魂與精神研究學會”組建者之一，專負責靈異現象的領域，亨利自然會介紹認識哥哥威廉。這一個邂逅，不僅使兩人彼此找到知音，還將英國和美國兩地的靈魂研究從此聯絡起來。三年以後的一八八五年，“美國靈魂與精神研究學會”成立，與英國研究學會的建製同樣，亦是由正統科學家領銜，擔任會長，那就是天文學家西蒙·紐科姆，是為強調主流科學精神，表明將以實證的方法進行研究。然而，這個想法很快就被證明是過於天真了。西蒙·紐科姆的專業方向是分析測量計算太陽、月球、行星的運動，還有光速和歲差常度，是以精確為要義，而靈魂和精神研究最大的疑問在於采證，一切都是在無形中進行，假定與想象是推論的主要方式。我覺得，細看英國和美國兩個研究學會的成員組合，大約也可見出這兩個民族的不同性格。相對英國學會的人員成分，美國學會中有科學家和哲學家兩部分是沒錯了，但至少從《獵魂者》書中記載，沒看見如英國學會那樣，擁有一個文學群體。看起來，美國要比英國更加純科學，多少有些一根筋，新大陸的人民顯然思想單純。而古老不列顛則比較浪漫，於是更有彈性，能夠變通，在靈魂研究來說，餘地就大得多。就好比王爾德《坎特維爾鬼魂》中描寫的，美國人遠比英國人不信邪，這也預示著，美國學會的工作比英國學會將要經曆更多的挫折。
二
已經說過，靈魂研究的采證是最大的問題，它很可能取消整個學說的安身立命。關於那些超自然的現象，作為傳聞實在是太多了，除去本書中所列舉的那些，在其他作家的筆下，也有過記錄和描寫。捷克詩人亞羅斯拉夫·塞弗特的回憶錄《世界如此美麗》，有一章，名叫“積雪下的鑰匙”，寫二次大戰之前，詩人居住在布拉格，住宅的院子由一扇臨街大木門鎖著，古老的門鎖鑰匙很巨大，幾乎有一公斤重，攜帶十分不便，所以他們常常是將它藏在門底下的溝槽裏，探進手就摸得到。可是，在一個雪夜裏，鬆軟的積雪填滿了溝槽，將鑰匙深埋起來。詩人，當時還是一位年輕的編輯，不得已隻能拉響門鈴。過了幾分鍾，照例是，睡眠最輕的房屋管理員，一位老奶奶，穿過院子來開門，也是照慣例抱怨和數落了一番。當他進了屋，將遭遇告訴妻子，妻子卻大駭道，老奶奶已在當晚去世，就停靈在小客廳裏。你要說當事人是詩人，詩人總是有著豐富的想象力，難免會混淆虛實，亦真亦幻。比如，《獵魂者》中特別提到的馬克·吐溫的一個夢境。在他成為作家馬克·吐溫之前，是水手賽繆爾·克萊門斯，和他的弟弟亨瑞·克萊門斯一同在密西西比河上的蒸汽輪船接受培訓，有一晚，賽繆爾做了一個可怕的夢，夢見弟弟亨瑞躺在棺材裏，胸膛上蓋滿鮮花。這個夢境在三天之後變成現實，輪船鍋爐爆炸，亨瑞去世了，入殮的情景與夢中一模一樣。這個事故被作家後來寫進他的長篇《密西西比河上》，第二十章中的一節，題名“一場禍事”。馬克·吐溫以現實主義的筆法描寫了那場可怕的災難，八個鍋爐爆炸了四個，一百五十人死亡。當時兄弟倆在密西西比河上分手，弟弟在賓夕法尼亞輪，哥哥則在晚兩天啟程的拉賽輪。一路上不斷從孟斐斯報號外得到消息，一會兒說他的小兄弟幸免，一會兒又說受傷，這一次沒說錯，事實上，是致命的重傷，被安放在孟斐斯的公眾大會堂挨著彌留的時光，“第六天晚上，他那恍恍惚惚的心靈忙著想一些遙遠的事情，他那軟弱無力的手指亂抓他的被單。”假如認為作家的經驗不能全當真，那麼科學家呢？我親耳聽一位早年留學劍橋，師從諾貝爾物理獎金獲得者，專事基因研究，中國科學院院士描述所親曆的一件往事。那還是在他幼年時候，因母親重病，被送到相隔數條馬路的外祖父母家中生活，一日下午，他與鄰居小夥伴在弄堂裏打玻璃球玩。下午的弄堂十分寂靜，忽然間，卻覺有人，一個男人，伏在他身邊說道：你怎麼還在淘氣，你媽媽不行了！抬頭一看，並無他人，起身飛奔回家，外祖父正接起電話，母親那裏報信來了。一個科學工作者，一生以實證為依據，他的講述應當要比藝術者更為可信的。
對神秘的事物好奇是普遍的人性，每個小孩子都曾經在夜晚，渾身戰栗著聽過老祖母的鬼故事，如何分辨哪些是真實發生，哪些又是臆想？為了聽故事的快感，寧願相信是真的，可一旦要追究，卻又都落了空，發誓賭咒，究竟也無奈何舉不出一點憑據，最後隻得任其遁入虛妄。而獵魂者們就是要從虛妄中攫取實體，聽起來頗為荒謬，極可能勞而無功，但是，假如將其視作對人類智慧的挑戰，就不能不承認勇氣可嘉。
倘若說，這一代靈學研究者確實給我們留下了一些接近於實證的材料，那麼有兩個人物是關鍵性的。一是劍橋聖約翰學院學生，澳大利亞人理查德·霍奇森；二是波士頓一名小業主的妻子，利奧諾拉·伊芙琳娜·派普太太。前者是靈學研究者，後者是靈媒。我相信有關他們的記錄一定收藏在某個重要的專業機構裏，將會在某一個重要的時刻被展示，而當下他們在這本非虛構類的大眾閱讀書籍中的出場，多少染上文學的色彩。理查德·霍奇森出生於墨爾本一個商人家庭，先在墨爾本大學修法律學士學位，終因提不起興趣轉向哲學，成為西季維克的學生。他天性崇尚自然和詩歌，或許是這兩條，使得西季維克下定決心要引他加盟靈學研究。靈學研究帶有空想的成分，或者說是浪漫主義的性格，在嚴謹的科學者看來，不免是離譜了。但從另一方麵來說，它又是向認識領域的縱深處開發，存在的物質性擋住了去路。科學鍥而不舍、再接再厲，將一切現象全解釋與證明為實有，世界成為銅牆鐵壁，而你分明感覺到另有一個無形的疆域，忽隱忽滅，閃爍不定。
對於這虛妄的存在，中國人的態度要比西方人靈活得多，我們更承認現實，甘於將它置放在它該在的地方。當進行抽象認知的時候，決不會錯過它，哲學裏有老莊，文學裏有誌異；但輪到現實秩序時候，則是“子不語怪力亂神”，這一些又憑借中國民間社會普遍的詩意性和諧地共存於一體。也因此，那一個靈異的所在，於中國人留下的多是抒情的篇章。我很欣賞明代徐渭的一則筆記，“記夢”，寫夢中來到青山幽穀之間，見一道觀，欲走入，卻遭觀主婉拒，說這不是你的家，然後又取出一本簿子，翻開檢索一番，說：你的名字並不是“渭”，而是“哂”。《紅樓夢》太虛幻境，更是一個大境界。《牡丹亭》的生死兩界，則更加自由隨意，帶有瓦肆勾欄的佻躂韻致。而在西方二元論的思想體係，卻此是此，彼是彼，非此即彼，定要搞個一清二白。即便是產生於近代的電影工業，其中的驚悚片，人鬼兩界也是劃分嚴格，不像中國的鬼故事，界限相當模糊，隻需要一兩點條件，便可互通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