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莎·克裏斯蒂的小說，很像是一種成人的童話，我想，孩子們所以能被童話吸引，是因為他們有足夠的想象力，相信那些精靈是真實存在的。而成人在閱曆中儲備起的知識和認識，占去想象的空間，排除了信賴的條件，於是，精靈退出成人世界。可是，就像一種進化不完全的後遺症，成人依然保留有對不尋常事件的好奇心。現在，阿加莎·克裏斯蒂用成人世界裏認可的人和事，講述一樁接一樁的離奇故事——沒有比一樁殺人案更令人興奮的了。離奇故事裏的每一個細節，她都負責給予讓我們信服的解釋，就像《古墓之謎》裏，波洛所說，“完美的答案必須要把一切事情都解釋得清清楚楚”。阿加莎·克裏斯蒂就能夠將一切事情解釋得清清楚楚。而且，她不是求精辟，而是務實際，就像方才說過的，倘若阿加莎·克裏斯蒂要講述一個超出常理的故事，比如間諜類的，《暗藏殺機》《犯罪團夥》《桑蘇西來客》等，無論是罪行也好，偵破也好，所根據的理由就都懸了，顯見得不是她的強項。我覺得，馬普爾小姐的案件最體現阿加莎·克裏斯蒂故事的性質，那就是她在《平靜小鎮裏的罪惡》中說的：“一年到頭住在鄉下，人能看到各種各樣的人性”。阿加莎·克裏斯蒂編織故事的線索，究其底就是“各種各樣的人性”，而且就是“一年到頭住在鄉下”所能看到的人性。因為，馬普爾小姐堅信一條：“人性都是相通的”。以此可見，阿加莎·克裏斯蒂筆下的犯罪，都是出於通常的人性，絕不會有現代犯罪的畸形心理。比如像英國當代推理小說女作家，露絲·藍黛兒所寫《看不見的惡魔》（台北新雨出版社），那個老罪犯，專門在黑暗的狹長的街道上，襲擊金發碧眼的年輕女郎，當他在公寓地下室發現一具同類形象的模特兒之後，便將襲擊衝動轉向這個橡皮人，因地下室亦有著黑暗、狹長的空間，能夠讓他在漸漸逼近對象時，積蓄起興奮感。不幸的是，這具橡皮模特兒被小孩子在遊戲中燒毀，於是，地麵上就又開始發生一連串的謀殺案。在此，謀殺便成為一種奇異的癖好，說是謀殺犯，其實倒更像是一個病人。阿加莎·克裏斯蒂的謀殺則有著常規的理由，懸念的設置和解答都不超出普遍人性的範圍，而且一定解答透徹，也就是“解釋得清清楚楚”。在《藏書室女屍之謎》中，馬普爾小姐說過一句：“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比較懂得人性”，那是老派人的人性觀念，是經驗主義的，可是很管用。比如《命案目睹記》，馬普爾小姐說：“我的一大優勢是了解埃爾斯佩思·麥克利卡迪太太……”埃爾斯佩思·麥克利卡迪太太不是一個富於幻想的人，所以，她說她看見了一樁謀殺案，那可能真的是發生了謀殺案。比如，《藏書室女屍之謎》，班特裏上校古色古香的書房裏，躺著一具打扮花哨的女屍，形成一幅“不真實”的畫麵，而馬普爾小姐看著女屍良久，輕聲說：“她很年輕”，她注意的是那種個人性質的因素；在《寓所迷案》裏，她世故地指出：“現實生活中，明顯的就是真實的”；《遲來的報複》裏，她又一次說：“犯罪的總是最明顯的人”；而在《懸崖山莊奇案》裏，尼克·巴克利小姐一次一次遭暗算，又一次一次化險為夷，最後卻是她的表妹馬吉·巴克利小姐被謀殺，大偵探波洛動用了好些“灰色細胞”，才總算明白這一個簡樸的真理：“我看到實際上隻發生了一件事，那就是馬吉·巴克利被殺害了”！所以，不要小瞧了馬普爾小姐的認識論，看起來，老是老了些，可並沒有減弱說服力。
阿加莎·克裏斯蒂的小說，很像是一種成人的童話，我想，孩子們所以能被童話吸引，是因為他們有足夠的想象力，相信那些精靈是真實存在的。而成人在閱曆中儲備起的知識和認識，占去想象的空間，排除了信賴的條件，於是，精靈退出成人世界。可是，就像一種進化不完全的後遺症，成人依然保留有對不尋常事件的好奇心。現在，阿加莎·克裏斯蒂用成人世界裏認可的人和事，講述一樁接一樁的離奇故事——沒有比一樁殺人案更令人興奮的了。離奇故事裏的每一個細節，她都負責給予讓我們信服的解釋，就像《古墓之謎》裏，波洛所說，“完美的答案必須要把一切事情都解釋得清清楚楚”。阿加莎·克裏斯蒂就能夠將一切事情解釋得清清楚楚。而且，她不是求精辟，而是務實際，就像方才說過的，倘若阿加莎·克裏斯蒂要講述一個超出常理的故事，比如間諜類的，《暗藏殺機》《犯罪團夥》《桑蘇西來客》等，無論是罪行也好，偵破也好，所根據的理由就都懸了，顯見得不是她的強項。我覺得，馬普爾小姐的案件最體現阿加莎·克裏斯蒂故事的性質，那就是她在《平靜小鎮裏的罪惡》中說的：“一年到頭住在鄉下，人能看到各種各樣的人性”。阿加莎·克裏斯蒂編織故事的線索，究其底就是“各種各樣的人性”，而且就是“一年到頭住在鄉下”所能看到的人性。因為，馬普爾小姐堅信一條：“人性都是相通的”。以此可見，阿加莎·克裏斯蒂筆下的犯罪，都是出於通常的人性，絕不會有現代犯罪的畸形心理。比如像英國當代推理小說女作家，露絲·藍黛兒所寫《看不見的惡魔》（台北新雨出版社），那個老罪犯，專門在黑暗的狹長的街道上，襲擊金發碧眼的年輕女郎，當他在公寓地下室發現一具同類形象的模特兒之後，便將襲擊衝動轉向這個橡皮人，因地下室亦有著黑暗、狹長的空間，能夠讓他在漸漸逼近對象時，積蓄起興奮感。不幸的是，這具橡皮模特兒被小孩子在遊戲中燒毀，於是，地麵上就又開始發生一連串的謀殺案。在此，謀殺便成為一種奇異的癖好，說是謀殺犯，其實倒更像是一個病人。阿加莎·克裏斯蒂的謀殺則有著常規的理由，懸念的設置和解答都不超出普遍人性的範圍，而且一定解答透徹，也就是“解釋得清清楚楚”。在《藏書室女屍之謎》中，馬普爾小姐說過一句：“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比較懂得人性”，那是老派人的人性觀念，是經驗主義的，可是很管用。比如《命案目睹記》，馬普爾小姐說：“我的一大優勢是了解埃爾斯佩思·麥克利卡迪太太……”埃爾斯佩思·麥克利卡迪太太不是一個富於幻想的人，所以，她說她看見了一樁謀殺案，那可能真的是發生了謀殺案。比如，《藏書室女屍之謎》，班特裏上校古色古香的書房裏，躺著一具打扮花哨的女屍，形成一幅“不真實”的畫麵，而馬普爾小姐看著女屍良久，輕聲說：“她很年輕”，她注意的是那種個人性質的因素；在《寓所迷案》裏，她世故地指出：“現實生活中，明顯的就是真實的”；《遲來的報複》裏，她又一次說：“犯罪的總是最明顯的人”；而在《懸崖山莊奇案》裏，尼克·巴克利小姐一次一次遭暗算，又一次一次化險為夷，最後卻是她的表妹馬吉·巴克利小姐被謀殺，大偵探波洛動用了好些“灰色細胞”，才總算明白這一個簡樸的真理：“我看到實際上隻發生了一件事，那就是馬吉·巴克利被殺害了”！所以，不要小瞧了馬普爾小姐的認識論，看起來，老是老了些，可並沒有減弱說服力。
如果說，馬普爾小姐包含了阿加莎·克裏斯蒂對個別人事的理解，那麼波洛則表現出阿加莎·克裏斯蒂對事物的整體概念，他標出了阿加莎·克裏斯蒂的智力水平。波洛不像馬普爾小姐，是從具體性入手，而是從抽象著眼。他認為任何事物都有著相對於內部性質的外部形式，外部的變形，往往可能意味著內容的轉化。中篇小說《死者的鏡子》裏，引他注意的是，自殺人的姿勢多麼“不舒服”，那麼就是說，死者可能應和著另一種性質的死亡。波洛特別講究事物的排序，排序完成，真相就顯現了。《尼羅河上的慘案》裏，他說：“我們知道的很多，可是邏輯上沒有連貫”，這就是說，排序出不來。在此，阿加莎·克裏斯蒂體現出邏輯性極強的頭腦，就像原始人陶罐上的雷電紋、魚形紋，意味著有能力將具體的印象歸納概括成抽象的形態，思維發生了本質性的進步。所以，在阿加莎·克裏斯蒂小說裏，生動的人性情節底下，其實網絡著一個圖案形式，這個圖案有序的變化，將具體的人性材料演變成種種形式。波洛喜歡將自己的推理形容為“拚圖遊戲”，在《陽光下的罪惡》裏麵，他向正玩著拚圖遊戲的加德納夫人描繪他的勞動：“您得把所有的碎片拚接在一起。最後的成品像鑲嵌畫一樣包含有多種顏色和圖案，每一塊奇形怪狀的碎片都必須被放入它自己的位置上。”有時候，會發生假象，就是說，有一塊“按顏色本該屬於毛毯的一部分，結果卻被用來構成一隻黑貓的尾巴”。事情常常是這樣，波洛手裏握著一塊碎片，看起來似乎和整個事件並不相幹，可就是這塊碎片，“放入它自己的位置上”，真相就顯現了。比如，《清潔女工之死》裏邊，首先引起波洛注意的是，從來不寫信的老婦人麥金蒂太太去買了一瓶墨水；《牌中牌》裏，橋牌局中，羅伯茨醫生莫名其妙地叫了“大滿貫”；《啞證人》則是，小狗鮑勃一夜在外，它的玩具球卻在樓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