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很顯然，社會成員之間的不信任隻是其中一種表現形式。實際上，更嚴重的不信任存在於官民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道德的衰亡因此對有權有勢群體更具有警醒作用。類似“小悅悅”這樣的事件發生在我國社會的底層，引發了那麼多人的同情心。但人們可以提問，如果類似的事件發生在有權有勢階層，我國社會會做出什麼樣的反應呢？我國已經形成了各種各樣的“仇官”“仇富”風氣。有錢有勢者當然不太可能以“小悅悅”那樣的方式成為受害者。不過，他們也很可能會隨時以其他比較“高級”的方式成為受害者。以往的經驗表明，他們往往是加害者，用權用勢來加害社會的弱者。正因為如此，他們往往不但不能得到社會的同情，反而會成為社會底層的受害者。中國曆朝曆代的農民起義中，有多少皇家貴族、達官貴人被宰殺，被虐待，有人去同情他們嗎？很可惜的是，這部分曆史沒有多少人去研究。如果有權有勢者不清楚這部分曆史的存在，那麼就很難吸取曆史的教訓。在當代現實生活中，社會的富二代、官二代，出了事情，有人去同情他們嗎？因此，有權有勢者應當向自己提一個嚴肅的問題：生活在一個道德解體的社會安全嗎？如果不安全，那麼就不僅不要再以各種方式加害社會，而且必須為社會建設擔負起責任來。社會建設的目的就是創造一個社會環境，容許不同社會階層和諧共存。
道理也很簡單，基本的社會信任為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和平共存所必需。一旦基本信任流失，社會就會失去基礎。這不僅適用於社會個體之間，也適用於任何一個組織、任何一個政府。社會信任的缺失可以對整個組織體係的運作產生摧毀性的影響。2011年中國紅十字會因為“郭美美事件”而引發了對這個組織的巨大信任危機，直接影響到這個組織的正常運作。政府方麵也是如此。同年發生的溫州高鐵事件就是一個簡單的例子。一旦當社會對政府機構失去基本的信任，那麼無論政府機構做多好的政策也會變得無效。很簡單，社會支持什麼，反對什麼，都是建立在對決策機構的基本信任之上。個人也好，組織也好，都必須得到社會的基本信任。沒有這種信任，任何社會秩序都成為不可能。
也很顯然，社會成員之間的不信任隻是其中一種表現形式。實際上，更嚴重的不信任存在於官民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道德的衰亡因此對有權有勢群體更具有警醒作用。類似“小悅悅”這樣的事件發生在我國社會的底層，引發了那麼多人的同情心。但人們可以提問，如果類似的事件發生在有權有勢階層，我國社會會做出什麼樣的反應呢？我國已經形成了各種各樣的“仇官”“仇富”風氣。有錢有勢者當然不太可能以“小悅悅”那樣的方式成為受害者。不過，他們也很可能會隨時以其他比較“高級”的方式成為受害者。以往的經驗表明，他們往往是加害者，用權用勢來加害社會的弱者。正因為如此，他們往往不但不能得到社會的同情，反而會成為社會底層的受害者。中國曆朝曆代的農民起義中，有多少皇家貴族、達官貴人被宰殺，被虐待，有人去同情他們嗎？很可惜的是，這部分曆史沒有多少人去研究。如果有權有勢者不清楚這部分曆史的存在，那麼就很難吸取曆史的教訓。在當代現實生活中，社會的富二代、官二代，出了事情，有人去同情他們嗎？因此，有權有勢者應當向自己提一個嚴肅的問題：生活在一個道德解體的社會安全嗎？如果不安全，那麼就不僅不要再以各種方式加害社會，而且必須為社會建設擔負起責任來。社會建設的目的就是創造一個社會環境，容許不同社會階層和諧共存。
道理也很簡單，基本的社會信任為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和平共存所必需。一旦基本信任流失，社會就會失去基礎。這不僅適用於社會個體之間，也適用於任何一個組織、任何一個政府。社會信任的缺失可以對整個組織體係的運作產生摧毀性的影響。2011年中國紅十字會因為“郭美美事件”而引發了對這個組織的巨大信任危機，直接影響到這個組織的正常運作。政府方麵也是如此。同年發生的溫州高鐵事件就是一個簡單的例子。一旦當社會對政府機構失去基本的信任，那麼無論政府機構做多好的政策也會變得無效。很簡單，社會支持什麼，反對什麼，都是建立在對決策機構的基本信任之上。個人也好，組織也好，都必須得到社會的基本信任。沒有這種信任，任何社會秩序都成為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