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社會主義之下有沒有可能產生有效的社會秩序和高尚的社會道德？沒有。今天我們看到的西方是市場經濟、政治權力和社會長期互相製衡的結果。市場經濟對政治權力，或者資本對政治權力構成製約；社會通過民主機製對資本和政治權力也構成製約；市場經濟的運作為社會創造了巨大的財富；政府受民主的壓力而注重收入的二次分配以保證社會的基本公平。但在貧窮社會主義下，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一體化，政治控製並不受任何的控製。政治和經濟的一體化既導致了社會空間的消失，也導致了權力的腐敗，這很難說是道德的。社會沒有自身的空間，高度依賴政治，高度人身依附關係也很難產生道德。更為重要的是，在當時普遍貧窮的狀況下，人們的基本生活得不到維持。貧窮生活顯然產生不了社會道德。在危機（例如饑荒）時刻，中國也頻繁發生“易子而食”的事件。當然，因為傳媒的落後和高強度的政治控製，當時人們的道德低下狀況和非道德事件並沒有像今天那樣被廣泛報道出來。實際上，即使一些人懷念1978年之前的時代，但除了特權階層，又有多少人真的想回到那個時代，再去過那個時代的貧窮生活呢？對大多數人來說，對那個時代的懷念隻是想表明對今天現實的不滿而已。
第二，不管其有多麼大的缺陷，市場經濟是人類迄今為止被證明為最有效的創造財富的機製。沒有市場，就沒有有效的財富創造機製，就沒有小康生活。無論在西方還是亞洲，市場經濟造就了龐大的中產階級，也就是中國所說的全麵小康社會。中產階級和小康社會本身就是一種穩定的社會秩序。如果沒有市場經濟，國家所主導的經濟活動更會導致出現另一類更為嚴峻的不公平，就是前東歐學者所說的“新階級”。這是一個以政治權力為基礎的官僚階級，壟斷著國家的大部分經濟資源。今天中國的“左”派可能會舉出一些例子來證明國家主導經濟的優越性，無論是一個村、一個鎮，還是一個市。的確，人們可以舉出很多這樣的例子。但這裏有兩點需要說明。第一是政府（權力）主導的經濟發展，在一定的階段是可以達到高速的發展。蘇聯和東歐有過這樣的經驗，新中國成立初期曾經有一段時間中國也經曆過高速的發展。問題在於可持續性。從曆史經驗看，一個國家，光有政府主導的發展，就沒有可持續性。第二是今天中國一些富有的村、鎮和市在政府主導下得到了很快的發展，其主要原因並不在於政府主導本身，而是政府充分利用了這個村、這個鎮、這個市之外的市場機製。沒有市場機製，它們也同樣得不到發展。
簡單地說，要通過消滅市場經濟而轉向國家權力來解決社會秩序問題，除了懷舊和理想主義色彩，不僅沒有任何現實可行性，從長遠來看，反而會導致更多的惡果。這也已經為大量的中外曆史經驗所證實。
貧窮社會主義之下有沒有可能產生有效的社會秩序和高尚的社會道德？沒有。今天我們看到的西方是市場經濟、政治權力和社會長期互相製衡的結果。市場經濟對政治權力，或者資本對政治權力構成製約；社會通過民主機製對資本和政治權力也構成製約；市場經濟的運作為社會創造了巨大的財富；政府受民主的壓力而注重收入的二次分配以保證社會的基本公平。但在貧窮社會主義下，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一體化，政治控製並不受任何的控製。政治和經濟的一體化既導致了社會空間的消失，也導致了權力的腐敗，這很難說是道德的。社會沒有自身的空間，高度依賴政治，高度人身依附關係也很難產生道德。更為重要的是，在當時普遍貧窮的狀況下，人們的基本生活得不到維持。貧窮生活顯然產生不了社會道德。在危機（例如饑荒）時刻，中國也頻繁發生“易子而食”的事件。當然，因為傳媒的落後和高強度的政治控製，當時人們的道德低下狀況和非道德事件並沒有像今天那樣被廣泛報道出來。實際上，即使一些人懷念1978年之前的時代，但除了特權階層，又有多少人真的想回到那個時代，再去過那個時代的貧窮生活呢？對大多數人來說，對那個時代的懷念隻是想表明對今天現實的不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