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上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之間建立邊界最為重要。盡管這些領域之間互相關聯，但必須確立一定的邊界。邊界問題不解決，很多問題就會混淆不清，在政策層麵就會產生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問題。有了明確的邊界，各個領域內部改革什麼、如何改革等問題就比較容易回答，同時也比較容易理解各個領域之間的關係及如何協調它們之間的關係。
一、經濟結構基礎的再平衡：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國企與民企關係
社會秩序的重建首先需要一個堅實的經濟基礎。正如本文開始所討論過的，經濟基礎不僅僅指經濟發展的水平，而且也指經濟發展的方式。沒有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社會如果處於普遍的貧窮狀態，那麼社會秩序就會麵臨很多問題。同樣，如果經濟發展導致社會的高度分化，即使有了很高的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秩序也同樣會出問題。
這兩方麵的問題，我國目前都麵臨著。從前一方麵看，我國仍然處於發展中社會，社會還有大量的貧窮人口，他們還必須通過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來脫離貧窮。但第二方麵的問題更為嚴重，即我國經濟的發展方式已經導致了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進而導致了社會失序。經濟結構對於社會秩序的重要性在於，第一，經濟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社會結構，沒有一個良好的經濟結構就很難產生一個良好的社會階層結構；第二，社會秩序的產生和發展需要經濟資源來支持，經濟的可持續性決定了社會的可持續性。中國社會秩序所需要的經濟基礎必須通過中國經濟結構內部的調整來達成。
如何理解我國經濟結構的失衡？我們可以從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入手來理解這個問題。在國際層麵看，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在不同國家是不相同的。中國和美國可以視為是兩個極端的典型代表。從概念上說，中國可以說是（政）府內市場(market in state)，這和美國的（市）場內國家(state in market)形成對比。就是說，在我國，市場要服從政府原則；而在美國，政府要服從市場原則。從經驗來看，在西方典型的市場資本主義國家，如果市場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國家和社會沒有有效的力量來平衡市場力量，那麼危機必然發生。20世紀30年代的危機是這樣，2008年以來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也是這樣。反之，在中國，如果國家力量占據絕對主導地位，沒有市場和社會的力量來平衡國家力量，那麼危機也必然發生。
對各國來說，問題在於，在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時，如何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均衡點？在西方，政府從屬於市場。盡管從總體上看，政府的經濟功能在不斷強化，但政府畢竟還是市場的一部分。無論是規製型國家(國家對市場進行規製)還是幹預型國家(凱恩斯主義)，政府和市場之間仍然有明確的邊界，兩者不能互相取代。但在我國，市場從屬於政府。盡管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的空間在擴大，其功能也在不斷強化，但市場還是政府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市場隻是政府實現其經濟社會目標(或者政治工程)的一種有效工具。從市場和國家的邊界的角度來看，我國根本不可能像一些經濟學家所說出現了凱恩斯主義。我國政府對經濟的幹預遠遠超越了凱恩斯主義，可以說是一種典型的經濟國家主義。
總體上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之間建立邊界最為重要。盡管這些領域之間互相關聯，但必須確立一定的邊界。邊界問題不解決，很多問題就會混淆不清，在政策層麵就會產生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問題。有了明確的邊界，各個領域內部改革什麼、如何改革等問題就比較容易回答，同時也比較容易理解各個領域之間的關係及如何協調它們之間的關係。
一、經濟結構基礎的再平衡：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國企與民企關係
社會秩序的重建首先需要一個堅實的經濟基礎。正如本文開始所討論過的，經濟基礎不僅僅指經濟發展的水平，而且也指經濟發展的方式。沒有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社會如果處於普遍的貧窮狀態，那麼社會秩序就會麵臨很多問題。同樣，如果經濟發展導致社會的高度分化，即使有了很高的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秩序也同樣會出問題。
這兩方麵的問題，我國目前都麵臨著。從前一方麵看，我國仍然處於發展中社會，社會還有大量的貧窮人口，他們還必須通過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來脫離貧窮。但第二方麵的問題更為嚴重，即我國經濟的發展方式已經導致了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進而導致了社會失序。經濟結構對於社會秩序的重要性在於，第一，經濟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社會結構，沒有一個良好的經濟結構就很難產生一個良好的社會階層結構；第二，社會秩序的產生和發展需要經濟資源來支持，經濟的可持續性決定了社會的可持續性。中國社會秩序所需要的經濟基礎必須通過中國經濟結構內部的調整來達成。
如何理解我國經濟結構的失衡？我們可以從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入手來理解這個問題。在國際層麵看，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在不同國家是不相同的。中國和美國可以視為是兩個極端的典型代表。從概念上說，中國可以說是（政）府內市場(market in state)，這和美國的（市）場內國家(state in market)形成對比。就是說，在我國，市場要服從政府原則；而在美國，政府要服從市場原則。從經驗來看，在西方典型的市場資本主義國家，如果市場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國家和社會沒有有效的力量來平衡市場力量，那麼危機必然發生。20世紀30年代的危機是這樣，2008年以來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也是這樣。反之，在中國，如果國家力量占據絕對主導地位，沒有市場和社會的力量來平衡國家力量，那麼危機也必然發生。
對各國來說，問題在於，在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時，如何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均衡點？在西方，政府從屬於市場。盡管從總體上看，政府的經濟功能在不斷強化，但政府畢竟還是市場的一部分。無論是規製型國家(國家對市場進行規製)還是幹預型國家(凱恩斯主義)，政府和市場之間仍然有明確的邊界，兩者不能互相取代。但在我國，市場從屬於政府。盡管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的空間在擴大，其功能也在不斷強化，但市場還是政府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市場隻是政府實現其經濟社會目標(或者政治工程)的一種有效工具。從市場和國家的邊界的角度來看，我國根本不可能像一些經濟學家所說出現了凱恩斯主義。我國政府對經濟的幹預遠遠超越了凱恩斯主義，可以說是一種典型的經濟國家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