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支部、村民委員會和農村經濟組織的關係也需要得到進一步的改善。顧名思義，村經濟組織控製了村莊最重要的活動，即經濟活動，包括村的集體企業和土地有關的開發事業。這些年來，農村出現了大量和土地有關的社會問題，導致了規模大小不同的社會群體性事件或者社會抗議活動，對農村的穩定產生著巨大的負麵影響。這些問題的產生與黨支部、村民委員會和村經濟組織三者之間的關係沒有理性化有很大的關聯。前麵討論到，村民委員會負責村務，但手中並沒有實質性的權力，大部分權力在於黨支部。在黨支部和村民委員會是兩套班子的地方，也就是說沒有實行“一肩挑”的地方，黨支部盡管支配著村經濟組織，但又不用對村務負責。黨支部和村民委員會之間的這種關係產生了很多負麵影響。因為村民委員會負責村務，黨支部就不用關注村的整體利益。這也促成了黨支部傾向於比較自私，追求自己的利益，而非村民的利益。因為黨支部的權力巨大，其和經濟組織經常結成一體。很多土地方麵的糾紛就是這樣產生的。在這種情況下，黨支部和村民委員會的“一肩挑”製度在一些方麵有助於緩和這個問題。這個製度有助於黨支部和村民委員會考慮村莊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並且實現權力和責任的一致性。當然，前麵所說的村民代表大會製度的建設非常重要。如果村民代表大會製度不能對黨支部和村民委員會構成有效製約，那麼“一肩挑”製度同樣會出現錯誤。
不過，“一肩挑”製度在涉及農村問題的時候，盡管可以緩解一些問題，但更有可能產生更多的問題。從農村發生的大量的有關土地問題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發現，無論農村的治理製度如何設計，如果不解決集體土地所有製問題，那麼農村的有效社會秩序還是難以確立。廣東南海這些年在解決土地問題上非常努力，進行了很多創新，例如設立公開的集體土地交易平台。但所有這些創新都是為了應付集體所有製所帶來的問題，而非解決問題。
如果要解決農村集體土地所有製問題，就要把土地問題放在一個我國下一步改革發展的更為宏觀的製度背景下來認識。改革發展下一步往哪個方向走？這是一個從何而來到何處去的問題。隻有回答了這個問題，才能找到問題的症結和解決方法。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表明，問題的症結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土地。也就是說，土地問題不僅僅是農村社會秩序重建的關鍵，而且也是一般意義上整個社會秩序重建的關鍵。為什麼可以這樣說？
簡單地說，農村農民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農民工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城市居民的生存空間（住房）的核心是土地問題，連各級政府的生存問題也是土地問題。概括地說，土地已經成為眾多問題中的“綱”。如果從土地問題入手，中國必須同時進行三場與土地有關的改革運動。
黨支部、村民委員會和農村經濟組織的關係也需要得到進一步的改善。顧名思義，村經濟組織控製了村莊最重要的活動，即經濟活動，包括村的集體企業和土地有關的開發事業。這些年來，農村出現了大量和土地有關的社會問題，導致了規模大小不同的社會群體性事件或者社會抗議活動，對農村的穩定產生著巨大的負麵影響。這些問題的產生與黨支部、村民委員會和村經濟組織三者之間的關係沒有理性化有很大的關聯。前麵討論到，村民委員會負責村務，但手中並沒有實質性的權力，大部分權力在於黨支部。在黨支部和村民委員會是兩套班子的地方，也就是說沒有實行“一肩挑”的地方，黨支部盡管支配著村經濟組織，但又不用對村務負責。黨支部和村民委員會之間的這種關係產生了很多負麵影響。因為村民委員會負責村務，黨支部就不用關注村的整體利益。這也促成了黨支部傾向於比較自私，追求自己的利益，而非村民的利益。因為黨支部的權力巨大，其和經濟組織經常結成一體。很多土地方麵的糾紛就是這樣產生的。在這種情況下，黨支部和村民委員會的“一肩挑”製度在一些方麵有助於緩和這個問題。這個製度有助於黨支部和村民委員會考慮村莊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並且實現權力和責任的一致性。當然，前麵所說的村民代表大會製度的建設非常重要。如果村民代表大會製度不能對黨支部和村民委員會構成有效製約，那麼“一肩挑”製度同樣會出現錯誤。
不過，“一肩挑”製度在涉及農村問題的時候，盡管可以緩解一些問題，但更有可能產生更多的問題。從農村發生的大量的有關土地問題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發現，無論農村的治理製度如何設計，如果不解決集體土地所有製問題，那麼農村的有效社會秩序還是難以確立。廣東南海這些年在解決土地問題上非常努力，進行了很多創新，例如設立公開的集體土地交易平台。但所有這些創新都是為了應付集體所有製所帶來的問題，而非解決問題。
如果要解決農村集體土地所有製問題，就要把土地問題放在一個我國下一步改革發展的更為宏觀的製度背景下來認識。改革發展下一步往哪個方向走？這是一個從何而來到何處去的問題。隻有回答了這個問題，才能找到問題的症結和解決方法。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表明，問題的症結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土地。也就是說，土地問題不僅僅是農村社會秩序重建的關鍵，而且也是一般意義上整個社會秩序重建的關鍵。為什麼可以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