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我們要特別注意關心困難群眾的生產生活，切實保障所有社會成員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 由於我國人口眾多， 經濟發展不平衡，社會困難群眾的數量還比較大。他們的生活狀態不穩定，處在社會邊緣位置，靠自身力量是很難實現小康的。對困難群眾的生產生活問題，必須提高到事關黨的先進性建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全麵貫徹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來認識。關心困難群眾的生產生活問題， 既是當前社會發展新形勢對我們黨的現實要求，也是實現社會公平、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還是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具體體現。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既要提倡奉獻精神，又要落實分配政策，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收入懸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發揮市場的作用，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不出現兩極分化是社會和諧的保證，也是全麵小康社會的重要特征和標誌。我們不僅要創造一個競爭的市場經濟，而且要建設一個和諧的公平社會，必須為社會困難群體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形成有效的社會安全網。此外，我們還要看到，社會困難群眾曾經為改革發展承擔了相當大份額的成本。從理論上說，社會代價的後果應由全社會來分擔，但是實際上絕大部分卻由困難群眾特別是弱勢群體來承擔或主要來承擔。同樣，社會進步的成果應由全社會來共享，但是實際上由強勢群體來享受或首先來享受。 因此，我們今天強調關心社會困難群眾的生產生活，更有著特殊的重要性和針對性。
其次，執政意識要落實體現在吸收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上。既然我們所要進行的黨的先進性建設是在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執政黨的先進性建設問題，西方執政黨一些從更好地執政的視角而進行的變革應該能夠為這個問題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由於曆史的原因，我們對西方社會問題特別是政黨政治問題的研
究，大多都是采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很少從共同規律的視角去認知和把握。而事實上，政黨政治作為當代社會的一種普遍政治現象，在政黨活動領域，既存在與政黨的性質密切相連的因素，也存在本來並無 “姓資姓社”之分的東西。如果不適當地都用階級分析的方法，黨就 會在一些很重要的問題上自縛手腳、自棄陣地，把相當一部分本屬全
人類共享的政治文明財富統統劃歸到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名下，從而使自己的理論空間變得極為狹小、擁擠。這是非常可惜的。在“市場”、“股份製”等問題上，在“自由”、“人權”等問題上，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是如此。在黨的先進性建設問題上我們不能再犯這樣的錯誤。人類政治文明成果具有兩大屬性：一是共有性。它們是全人類共同分享的成果。其中不少成果很難說是某一社會形態、某一國家所獨創、所獨有的。二是特殊性。人類政治文明總是與具體的時代、社會形態和國家製度、民族特點密切結合在一起。包括政黨政治在內的資本主義政治文明也必然具有兩重性。因此，我們在對西方政黨政治的研究上，不能僅局限於階級分析法，而要把階級分析法與社會分析法結合起來，采取“拿來主義”的態度，在黨的先進性建設的過程中，吸收借鑒西方執政黨摸索形成的、反映執政黨活動一般規律的運作規則和運作方式，絕不能因為是西方資產階級政黨率先實行的製度和方式就一概地拒絕排斥。其實，政黨活動經驗的相互借鑒，正像社會運作機製的相互借鑒一樣，是政黨本身發展的一種趨勢，也是黨的先進性建設的重要條件。比如，西方執政黨選舉製度中某些行之有效的做法，權力設置和權力監督的某些有益成果，現代民主運行機製的有些程序，反腐倡廉的部分措施，新聞監督的某些形式等都是值得我們在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中參考和借鑒的。我們黨對黨的性質的界定從“一個先鋒隊”到“三個先鋒隊”的發展，對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新的社會階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的基本定位，把他們作為黨的群眾基礎，並吸收其中的優秀分子入黨，這都是黨的執政意識增強的現實表現，這種執政意識也是黨的先進性建設的重要實現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