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文，可見章太炎學問之淵博，且有“不辭以外道為師”的好學精進的精神，又可見周作人對章太炎大師氣象的景仰。
1906年初夏，周氏兄弟與二位同鄉結伴登上海輪，從上海東渡日本。新婚的兄長借機逃離這樁悲劇的婚姻，弟弟隻想見識外部多彩的世界。那時，日俄戰爭以日本勝利告終，這對渴求民族自強的周氏兄弟來說，自然有一種渴望和期待。
果然，到了日本，二十歲的少年郎周作人，被日本文化的神韻吸引。剛到日本的那天夜裏，來到寄宿的本鄉湯島二丁目的伏見館時，一位十五六歲的日本少女的一雙赤足讓周作人浮想聯翩，徹夜難眠。
入鄉隨俗，周氏兄弟很快接受了日本文化，開始了“完全日本化”的生活方式。周作人在《藥堂雜文·留學的回憶》一書中，這樣嘲笑不習慣日本生活方式的同胞：
有好些留學生過不慣日本人的生活，住在下宿裏要用桌椅，有人買不起臥床，至於爬上壁櫥（戶棚）去睡覺，吃的也非熱飯不可，這種人常為我們所嘲笑，因為我們覺得不能吃苦，何必外出，而且到日本來單學一點技術回去，結局也終是皮毛，如不從生活上去體驗，對於日本事情便無法深知的。
他又在《藥堂雜文·大學的回憶》中說：
我自己在東京住了六年，便不曾回過一次家，我稱東京為“第二故鄉”，也就是這個緣故。
對周作人這番話，包括他和他三弟娶了日本老婆，人們有不同理解，但這畢竟是人家私人生活，不必說三道四。不過有人說，周作人“這裏不僅包含對日本人民普通生活的切身體驗，而且還是對日本生活中保留的中國古俗、中國民間的原始的生活方式的重溫，從而達到一種心靈的契合”（《周作人傳》）。這裏將日本、中國兩個民族混為一談，筆者不敢苟同。一個民族的群體人格，是一個民族特有的不同於其他民族的思想、情操、習慣及行為方式。一個民族的文化隻能從深遠的民族生活的土壤中生長出來。曾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早就把中國文化化為自己民族的，完全不同於中國文化的血肉了。
不錯，在日本期間，正如周作人自己所說，既“沒有遇見公寓老板或是警察的欺侮，也沒如其兄所經曆的日俄戰爭中辱殺中國偵探的刺激，對日本的印象很好，很快習慣並喜歡了日本的生活方式，過得頗為愉快”。愛屋及烏，於是就娶了個日本姑娘羽太信子為妻。羽太信子，本是他們兄弟倆在日本“伍舍”的女傭。1908年春，二十三歲的周作人與十九歲的信子相識不到一年即結婚。
周作人一生喜談自己，甚至，連他心儀的女子也津津樂道。比如，他十二歲時，在杭州陪伴羈押在杭州府獄中的祖父時，隔壁姚家與他同齡的“一個尖麵龐、烏眼睛、瘦小身材”的養女“阿三”，成了他“對於異性的戀慕的第一個”；1900年，周作人在紹興娛園遇見與他同年同月生的表姐酈，又頓生愛慕；東渡日本，在寄宿的伏見館，剛一見到店主之妹乾榮子，也生“喜歡”之心。三十年後，周作人偕夫人信子到東京度假，與乾榮子有一次偶遇，竟帶來一場夫婦吵架風波。這些情感往事，周作人都充滿懷戀地寫在文字裏，但是，關於他與羽太信子的戀愛、婚姻卻偏偏沒有留下隻言片語。
從此文，可見章太炎學問之淵博，且有“不辭以外道為師”的好學精進的精神，又可見周作人對章太炎大師氣象的景仰。
1906年初夏，周氏兄弟與二位同鄉結伴登上海輪，從上海東渡日本。新婚的兄長借機逃離這樁悲劇的婚姻，弟弟隻想見識外部多彩的世界。那時，日俄戰爭以日本勝利告終，這對渴求民族自強的周氏兄弟來說，自然有一種渴望和期待。
果然，到了日本，二十歲的少年郎周作人，被日本文化的神韻吸引。剛到日本的那天夜裏，來到寄宿的本鄉湯島二丁目的伏見館時，一位十五六歲的日本少女的一雙赤足讓周作人浮想聯翩，徹夜難眠。
入鄉隨俗，周氏兄弟很快接受了日本文化，開始了“完全日本化”的生活方式。周作人在《藥堂雜文·留學的回憶》一書中，這樣嘲笑不習慣日本生活方式的同胞：
有好些留學生過不慣日本人的生活，住在下宿裏要用桌椅，有人買不起臥床，至於爬上壁櫥（戶棚）去睡覺，吃的也非熱飯不可，這種人常為我們所嘲笑，因為我們覺得不能吃苦，何必外出，而且到日本來單學一點技術回去，結局也終是皮毛，如不從生活上去體驗，對於日本事情便無法深知的。
他又在《藥堂雜文·大學的回憶》中說：
我自己在東京住了六年，便不曾回過一次家，我稱東京為“第二故鄉”，也就是這個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