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還記得2002年的春天，第一次讀到莊學本有關涼山攝影作品的文章時，心生無盡感慨。在那年第2期《中國攝影》頭條位置上，刊登了以《莊學本：一位被淡忘的攝影大師》為總標題的策劃，43個頁碼、81幅圖片、7篇署名文章，據說是該雜誌自創刊以來最大規模的攝影家個人專題。其中“夷族”一節13幅圖片，既有《涼山昭覺城》《彝族大堡子》，又有《彝族婚姻》《彝族喪事》和《奴隸主婦女出門》等。我被半個多世紀前的圖像深深震撼，以後又讀到更為詳盡的《莊學本全集》，更加景仰一個閃爍著人性光芒的攝影大師。
感動與感慨，正是比較而言的心情使然。與莊學本的“真誠麵對”有所差異的是，中國開埠以來，西方學者、探險家鏡頭裏的中國影像，如已逝的學者蕭亮中所言，“因為記錄過程是一種單維指向而非雙向互動的拍攝行為，但這卻是民族誌攝影中一個極其常見的通病”。事實上，無論方蘇雅鏡頭下的涼山彝人，還是約瑟夫·洛克拍攝的木裏藏人和瀘沽湖摩梭人，都不乏眼神呆滯、動作僵硬者，被擺布和安排的痕跡顯而易見。“畫麵上的人物通常是定格和靜止的，被記錄的瞬間能在何種程度上表現當地人真實的生活是值得質疑和研究的”。我們看到，包括早期大多數中國紀實攝影家的影像采集，無不有意地對底層民眾生活中極端貧弱苦難的一麵進行強化、放大，這讓那些弱勢群體和邊緣人群在影像當中變成一種“非我族類”，他們的生存現實成為一種非常態化的奇觀，這也讓我們對這類影像的觀看變成了一種合謀的集體獵奇和窺視。延續這種好奇的眼光，及至進入新世紀後，仍有不少攝影者在麵對涼山時無所適從。就地緣而言，涼山因為地處西南一隅，山高水長，離大大小小的都市實在遠了；更何況，在涼山以彝族為主體的各少數民族，曆史時空中“一步千年”的生活形態，仍遺留有非常不同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文化傳承，這就給攝影者極大的想象空間和創作空間。
涼山幾乎成為攝影者拍攝理想作品的天堂。但在人們熱衷於討論所謂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之下，我們期待的跨越地區、跨越民族，充滿人文關懷的優秀作品，卻並不多見，極端的例子甚至是編造“教師匍匐為橋，讓學生踏身渡河”的虛假影像。大量有關涼山彝族肮髒、恍惚、詭異的影像充斥著太多的獵奇打量，與一些呈現“藍天之高遠、陽光之燦爛、服飾之豔麗、山川之險峻”的涼山美景圖片，仿佛是來自兩個迥異世界的影像——哪個涼山是更真實的呢？
如此迥異的觀看顯現的不是一個能力的問題，而是一個攝影家如何站在跨文化的視角，超越自身所在族群那種單一局部的生命經驗，對人類一種普遍化的存在現實，作出怎樣一種更為複雜的觀察的問題，而這樣的觀察視域，有可能為我們打開更多的思考向度。
我至今還記得2002年的春天，第一次讀到莊學本有關涼山攝影作品的文章時，心生無盡感慨。在那年第2期《中國攝影》頭條位置上，刊登了以《莊學本：一位被淡忘的攝影大師》為總標題的策劃，43個頁碼、81幅圖片、7篇署名文章，據說是該雜誌自創刊以來最大規模的攝影家個人專題。其中“夷族”一節13幅圖片，既有《涼山昭覺城》《彝族大堡子》，又有《彝族婚姻》《彝族喪事》和《奴隸主婦女出門》等。我被半個多世紀前的圖像深深震撼，以後又讀到更為詳盡的《莊學本全集》，更加景仰一個閃爍著人性光芒的攝影大師。
感動與感慨，正是比較而言的心情使然。與莊學本的“真誠麵對”有所差異的是，中國開埠以來，西方學者、探險家鏡頭裏的中國影像，如已逝的學者蕭亮中所言，“因為記錄過程是一種單維指向而非雙向互動的拍攝行為，但這卻是民族誌攝影中一個極其常見的通病”。事實上，無論方蘇雅鏡頭下的涼山彝人，還是約瑟夫·洛克拍攝的木裏藏人和瀘沽湖摩梭人，都不乏眼神呆滯、動作僵硬者，被擺布和安排的痕跡顯而易見。“畫麵上的人物通常是定格和靜止的，被記錄的瞬間能在何種程度上表現當地人真實的生活是值得質疑和研究的”。我們看到，包括早期大多數中國紀實攝影家的影像采集，無不有意地對底層民眾生活中極端貧弱苦難的一麵進行強化、放大，這讓那些弱勢群體和邊緣人群在影像當中變成一種“非我族類”，他們的生存現實成為一種非常態化的奇觀，這也讓我們對這類影像的觀看變成了一種合謀的集體獵奇和窺視。延續這種好奇的眼光，及至進入新世紀後，仍有不少攝影者在麵對涼山時無所適從。就地緣而言，涼山因為地處西南一隅，山高水長，離大大小小的都市實在遠了；更何況，在涼山以彝族為主體的各少數民族，曆史時空中“一步千年”的生活形態，仍遺留有非常不同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文化傳承，這就給攝影者極大的想象空間和創作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