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
李學勤（1991年發表）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文明起源的問題也就是階級社會和國家起源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在其晚年仔細研究了美國學者摩爾根的著作《古代社會》。馬克思寫有《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恩格斯於1884年出版了《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一書。恩格斯在這本經典著作裏，以唯物史觀詳盡地分析了人類由野蠻到文明的發展曆程。他根據希臘人、羅馬人和德意誌人等實例，探索了氏族製度如何解體，研究破壞氏族組織以至將之消滅的經濟條件，指出“文明時代的基礎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①。這些研究和結論，奠立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文明起源的基本理論。
由於當時的曆史條件，恩格斯的著作沒有具體講到中國。馬克思主義傳來中國以後，便有學者開始把《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的理論運用到中國古史的研究中去。1929年，郭沫若發表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他以恩格斯這一經典著作為向導，研究了恩格斯未曾提及的【34】中國的古代社會。此後，有不少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他們的作品中接續著郭沫若的工作。
十月革命後，蘇聯的一些史學家曾對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作過研究。在西方，恩格斯著作的觀點影響到人類學、考古學界，例如英國的考古學家戈登·柴爾德，關於史前考古和古代文明的若幹看法，像新石器時代革命、城市革命一類觀念，傳播的範圍是相當廣的。20世紀60年代後期以來，西方學術界出現討論文明起源問題的熱潮，有一係列論著。如1968年丹尼爾的《最初的文明》，1975年塞維斯的《國家與文明的起源》，1978年穆瑞主編的《文明的起源》和柯恩、塞維斯主編的《國家的起源》等，都代表了這一趨勢。這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也涉及中國的古代文明。
近十幾年來在中國，文明的起源也是學術界非常重視的題目，史學界和考古學界應用馬克思主義曆史觀進行了認真的研究，發表了許多論作。這些新作的思想觀點，與《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等早期作品相比，有著頗為顯著的發展。綜合起來看，可以說有以下幾項特點：
第一，加深理論的探討。
研究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著作，大都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同時借鑒吸收了晚近國外一些論著的觀點。這特別表現於文明的標誌或要素的討論。按馬克思主義理論，階級和國家是文明產生的根本標誌，但對於判斷某一古代社會，尤其是考古工作中的具體古代遺址是否屬於文明社會來說，還可以提出若幹要素作為根據。在國外著作中，上麵提到過的英國丹尼爾的《最初的文【35】明》即列舉文字、城市和複雜的禮儀中心三項要素，並且說隻要一個社會具備其中兩項，便可判定屬於文明。日本貝塚茂樹在1977年出版的著作集《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的補記裏，則舉出青銅器、宮殿基址、文字三項要素。
1983年，夏鼐先生應日本廣播協會之邀作公開演講，其中一次以“中國文明的起源”為題。他說：“現今史學界一般把‘文明’一詞用來以指一個社會已由氏族製度解體而進入有了國家組織的階級社會的階段。這種社會中，除了政治組織上的國家以外，已有城市作為政治（宮殿和官署）、經濟（手工業以外，又有商業）、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麵活動的中心。它們一般都已經發明文字和能夠利用文字作記載（秘魯似為例外，僅有結繩紀事），並且都已知道冶煉金屬。文明的這些標誌中以文字最為重要。”②這樣的見解，當前在國內學術界較為通行。
第二，強調考古學的重要。
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撰著的時代，現代考古學在中國剛剛發軔，還沒有取得多少成績。經過60年左右的辛勤努力，中國考古學已具有舉世公認的輝煌成果。中國古代文明，包括其產生和形成時期的麵貌，業已在考古學者的鋤頭下逐漸顯現出來。
世界各種古代文明的起源問題，無例外地都要依靠考古學成果來研究解決。這是因為從野蠻過渡到文明的曆史階段，文字僅處於萌芽狀態（在某些地區還沒有發明），自然不能有直接的係統的記載。中國古代有大量典籍，不少傳流至今，但涉及文明初期的材料究竟是有限的。研究這方麵應以考古材料為主，已成為學術界的【36】共識。
第三，重視傳說的價值。
上麵說考古學重要，不等於認為傳世古籍中的古史傳說沒有意義。晚清以來興起的疑古思潮，以為古史傳說所指的時代越古，後人作偽的成分就越多，也便更不能憑信。20世紀50年代已有學者不讚成這一觀點，他們對古史傳說作了細心的整理分析，發現了好多有價值的線索。隨後，有的學者還根據傳說進行考古調查，如徐炳昶對豫西夏文化的調查工作，有很引人注意的收獲。
1982年底，尹達為《史前研究》雜誌的創刊寫了一篇《衷心的願望》，是他最後的學術論文。他在這篇文章裏問道：“我國古代社會的傳說裏究竟是否全屬偽造？在這些疑說紛紜、似是而非的神話般的古史傳說中是否有真正的社會曆史的素地？”他認為，考古學的發展已經“充分證明這些神話的傳說自有真正的史實素地，切不可一概抹煞”③。
第四，反對文明起源單元論的觀點。
在研究古籍中的傳說方麵，邵望平關於《尚書·禹貢》的論文很令人發生興趣④。文章提出，公元前第三千年期間，特別是其中、晚期，黃河、長江流域的史前文化發生了大的社會變革，進入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這個時代形成的龍山文化群體，是中國文明形成的基地。《禹貢》記述的九州，在很大程度上與當時的文化區係相對應，其內容之古老、真實，絕非後人憑想像所能杜撰。邵望平認為，中國古代文明以黃河、長江流域為基地，中原地區為中心，是多源的。過去考古學尚未取得足夠材料【37】去打破中國文明起源於中原的單元論，現在考古學已為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打下新的基礎，單元論的傳統觀點就被打破了。
文明起源單元論的破滅，是考古工作在全國各地進一步普遍開展的結果。許多地區考古學文化演進情況逐步清楚，使各種文明要素產生的過程也趨於明朗了，下麵試從幾個方麵，勾畫一下中國史學界和考古學界應用馬克思主義曆史觀研究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初步結果。
首先，談一下金屬的使用。
按照馬克思主義曆史觀，生產力是經濟基礎中最活躍的因素，而在生產力中，生產工具的進步又是生產力發展的標誌。
現代考古學證明，不少古國的文明時代的開始，和青銅時代的到來大體相當。中國的青銅時代是在什麼時候開始的，長期以來是學術界十分關心的課題。
人們都知道，商代已經是青銅時代，而且青銅器的製作工藝達到了非常複雜發展的高度。不過，直到20世紀50年代，大家所知道的商代青銅器，隻限於商代後期（即大約公元前1300年商王盤庚遷都到殷以後）的器物。這在考古學上，叫做殷墟期的青銅器。比殷墟期更早的商代青銅器，是通過河南鄭州和輝縣等地的發掘而確定的，由於鄭州二裏崗出土的這種器物較多，就叫做二裏崗期的青銅器。
二裏崗期青銅器屬於商代前期，其工藝當然不像殷墟期那樣發展，但仍然是有相當高度的。這種青銅器特點是器壁比較薄，花紋比較簡單，可是禮器、兵器、工具品【38】種齊備。殷墟期的主要器種，這時都已經有了。有的器物形製很大，例如方鼎的高度有達到1米的，比殷墟期最大的後母戊方鼎隻低0．33米。這個時期青銅器的出土地點分布得相當廣，遠到長江中遊的湖北黃陂、陝西漢中的城固，都有不少發現，而且其形製、花紋和鄭州等地所出差不多一樣。這說明，商代前期的青銅工藝絕不是原始的。
比二裏崗期更早的青銅器，主要是在河南偃師二裏頭遺址發現的，所以叫做二裏頭文化青銅器。若幹學者主張二裏頭文化就是夏文化，他們的意見如果不錯，這種青銅器便屬於夏朝。無論如何，二裏頭文化顯然是青銅時代的，所出器物雖比二裏崗期的商代青銅器又粗糙簡單了一些，然而仍然不是原始的。據發掘者統計，二裏頭遺址出土的禮器有鼎、爵（數量最多）、斛、斝、盉，兵器有戈、戚、箭鏃，工具有鑿、锛、錐、鑽、钁（陶範）、刀、刻刀、魚鉤等，另外還有銅鈴、銅泡和銅飾牌等物。這些器物的工藝頗為複雜，使用了合範法澆鑄，還有分鑄、接鑄的技巧。有的器物鑲嵌有美麗的綠鬆石，有多種紋樣，個別器上還發現有鎏金痕⑤。這充分表明，當時的人們能夠製造出更大更複雜的青銅器，可能蘊藏在迄今尚未找到的大墓裏麵。
過去，有人看到殷墟期青銅器很發達，又還沒有找到更早的淵源，就認為這種生產技術是外來的。現在二裏頭文化的發現已將中國青銅器的傳統上溯到夏代，那麼這個傳統的根源在哪裏呢？
在近年的考古工作中，從青海、甘肅、陝西到河南、山【39】西、河北、京津、內蒙古，以至山東，都發現有年代早於或相當二裏頭文化的銅器或者製造銅器的遺存。其中年代最早的，當推1973年在陝西臨潼薑寨一座仰韶文化房子基址發現的半圓形殘銅片⑥，房子的碳素測定年代是約公元前4700年。這塊銅片經科學分析，是含有鋅的黃銅，可能是用含鋅的銅礦石煉成的。同一遺址還出土一件銅管，也是黃銅的。
1987年，在內蒙古敖漢旗西台的紅山文化房子基址中發現了多塊陶範，可能是用來鑄造魚鉤的⑦。紅山文化年代的下限，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陶範不會晚於這個年代。
1975年，在甘肅東鄉林家遺址的一處房子基址北壁下發現一柄銅刀。遺址屬甘肅仰韶文化馬家窯類型，該房子基址的碳素測定年代為約公元前3200年。此數據可能偏早，可估計為公元前3000年左右。經科學鑒定，銅刀是含錫的青銅，係用兩塊範澆鑄製成，這是我國已知最早的一件青銅器。
以上所舉，僅是早期銅器的一些例子。根據已有的種種發現，有學者提出，仰韶文化可劃為晚期新石器時代到早期銅石並用時代，龍山時代則是晚期銅石並用時代⑧。還有學者主張，龍山時代的中晚期已經是青銅時代了⑨。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一些最早的銅器都是經過冶鑄的，而按照冶金史的一般規律，在發明銅器的冶鑄工藝之前，應該有利用天然銅加以鍛打來製造銅器的階段，當時的銅器乃是純銅（即紅銅）的小件器物。國外的銅石並用時代，主要是這種器物，而在中國這樣的階段還沒有被認【40】識。有文章以為這是中國冶金史的特點，中國並沒有經過這樣的階段⑩，是否如此，尚待今後考古工作來證明。
其次，看文字的產生。
摩爾根的《古代社會》認為，文明“始於標音字母的發明和文字的使用”。恩格斯肯定了這一看法，並說野蠻時代的高級階段“由於文字的發明及其應用於文獻記錄而過渡到文明時代”⑾。由此可見，文字是文明的一項重要因素。中國古代文字主要是早期的漢字。關於漢字的起源，《荀子》、《呂氏春秋》等古書都說黃帝時倉頡造字。黃帝的年代約當公元前第三千年的前期。這一傳說當然有待考古材料加以證明。
很多人以為殷墟的甲骨文是最早的漢字，這是不正確的。甲骨文隻不過是商代後期的文字，字的個數已經超過4000，而且從字的結構看，傳統的所謂“六書”已經具備了。所以甲骨文是一種相當發展的文字係統，漢字的演變在它以前肯定有一個很長的過程。
近年關於中國文字起源的探討，主要和年代較早的陶器上麵的符號有關。這種刻劃符號發現已久。20世紀30年代在山東章丘城子崖的考古發掘，就獲得一些有刻劃符號的龍山文化陶片，不過沒有得到太多注意。50年代陝西西安半坡的發掘，發現了一大批仰韶文化陶器刻劃符號，這在1963年出版的《西安半坡》報告中公布，很快就引起古文字學者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