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是一麵鏡子，也是一部教科書。在曆史上，執政者如何用權決定了中國的命運。如今，也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中國的前途。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以兩位數的水平高速增長，但權力任性的情況也屢見不鮮，最直觀的體現就是有些領域的腐敗程度在持續惡化。與80年代主要靠“批條子”的價格雙軌製尋租相比，當前的腐敗則借助於礦產資源、房地產、股份代持、收購兼並、銀行信貸、IPO、官商聯盟等形式，不僅規模遠非昔日可比，而且呈現出普遍化的狀態。
更糟糕的是，不少腐敗都與公眾利益直接相關，比如因環境汙染、征地引發的大量群體性事件，已成為社會穩定之大患。
黨的十八大之後，中央從打“蒼蠅”到打“老虎”，從對公職人員日常工作、生活“反四風”，到定向打掃重點領域，定點清除貪腐分子及其背後利益群體，新一輪反腐風暴，曆時之長、影響之廣，為改革開放以來所僅見。
這場堪稱中國曆史上最嚴厲的反腐敗行動，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目標任務就是保持高壓態勢，遏製腐敗蔓延勢頭。
“零容忍”本來指不寬容任何輕微的犯罪行為，後來被引申到反腐敗領域。美國犯罪學家喬治·凱林和政治學家詹姆斯·威爾遜曾提出了“破窗效應”理論——如果一幢大樓的一扇窗戶遭到破壞而無人修理，肇事者就會誤認為整棟大樓都無人管理，從而得到可以任意破壞的暗示，緊接著犯罪就會滋生、猖獗。
針對反腐零容忍，也有少數人提出“適度腐敗”的觀點——腐敗在任何國家都無法“根治”，關鍵要控製到民眾允許的程度。這種謬論，與當年“腐敗是經濟發展的潤滑劑”論調如出一轍，無非是為貪官“解套”，不值一駁。
近兩年來，中央反腐更是雷厲風行，既堅決查處領導幹部違紀違法案件，又切實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既遏製增量腐敗，又清理存量腐敗，擊碎貪官“退休等於平安著陸”的美夢；既大力懲治居住在國內的腐敗分子，又加大國際追逃追贓力度，決不讓外逃腐敗分子逍遙法外……
由此可見，中國新形勢下的反腐，並非“抓典型”，而是“零容忍”！並非“做選擇”，而是沒有“鐵帽子王”，做到“全覆蓋”！對腐敗行為，無論是出現在領導機關，還是發生在群眾身邊，都嚴加懲治，決不姑息！
在2014年年初召開的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中央再次鮮明地提出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彰顯了反腐的堅定信心和決心。
僅2014年上半年，就有16隻省部級及以上“大老虎”相繼落網，其中屬6月份落馬的副國級官員徐才厚和蘇榮最驚爆眼球。隨後的2014年7月29日，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涉嫌嚴重違紀被立案審查。
2014年12月22日，中央紀委官方網站發布消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令計劃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令計劃被調查，與曾經權力很大的周永康被調查不同——令計劃是目前為止接受調查的最高級別的在職官員，因此他的落馬意義重大。更何況，作為中共中央辦公廳前主任，令計劃多年身居要職。
據統計數據顯示，十八大以來，不到兩年時間的“打虎拍蠅”，有超過18萬黨員幹部被處分，而交通、房地產、礦產資源、發改委係統等壟斷程度高、權力集中的領域成為反腐“重災區”。
對腐敗零容忍，早已是一些地區或國家反腐成功的法寶。比如，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中國香港地區貪賄盛行，香港政府痛下決心肅貪治腐，他們高擎零容忍的大旗向腐敗開戰，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反腐成就。再比如，韓國首爾市實行隻要發現公務員貪汙、受賄、行賄等，無論金額多少或職位高低，都要予以解職或罷免，且永遠不許因腐敗被驅除的公務員在首爾市政府和其他相關機構就業，10年內也不許在首爾市具有一定規模的民間公司就業。
但從這些地區或國家的反腐經驗來看，對腐敗零容忍，還須以法治反腐為保障，完善的製度建設才是治本之策。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也曾經多次強調，反腐“要堅持標本兼治，當前要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
2013年1月22日，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對反腐做出進一步部署，“要善於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加強反腐敗國家立法，加強反腐倡廉黨內法規製度建設，讓法律製度剛性運行。”
根據中國當前實際，隻有通過完善的製度，限製和規範公權力行使的範圍、方式、手段、條件和程序，才能使掌權者不敢任性、不能任性、不易任性、不想任性。尤其是，須盡快建立健全官員財產公示製度、加大媒體及民眾對公權力的監督力度，以推動反腐常態化、法治化、製度化，實現反腐從指標向治本的根本轉變，最終構建一個官員不敢腐、不想腐的體製機製。
從這個角度講，《有權不可任性》中的每一篇評論，都是一個製度漏洞的補丁。如果讀者能從中得到一些啟發，我將會倍感欣慰。
《有權不可任性》是我的第一部評論集。其中絕大部分作品曾發表於中國大型時政名刊——《瞭望》新聞周刊，這是我最近兩年的評論精選。這個書名承載著我對中國反腐大業的期盼。因為，隻有掌權者做到“有權不任性”，才能給公眾帶來生存的尊嚴、前行的勇氣和非凡的夢想。
《有權不可任性》出版，首先得感謝知名學者李成言和沈友軍撥冗作序。其次，感謝我《瞭望》新聞周刊的領導及同事，是他們為我提供了寬鬆、融洽的工作環境和工作氛圍，讓我能靜心研究一些當前的社會熱點、難點問題。再次，感謝新華出版社的領導和編輯，他們為本書出版付出了辛勤勞動。同時，感謝朋友們在此書的成稿過程中，給予了我大力支持和熱情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