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背後傳遞出一個信號，那就是曾經的黃金盛世在走向窮途末路之時，文人士大夫們的結局是淒涼的。
更讓人膽寒的是，在整個事件中，李振這些讀書的種子毫無物傷其類的痛感，甚至在濺起的血光中能夠倒映出他們獰笑的麵孔，這的確讓天下讀書人為之心寒齒冷。李振這樣不得誌的“書生”主導了這場權力世界的悲劇；包括揮刀斬殺文臣的朱溫，本身也是知識分子家庭出身。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他們陷入這種瘋狂的狀態？
魏晉南北朝以來，很多士子在經過多年的努力打拚後，在中原形成了一個以炫耀家世為特征的特權階層。到了晚唐時期，這些有著社會背景的“衣冠之士”已經在維持最後的輝煌。體麵的家族背景，並沒有為他們換來對等的權力。可他們仍心有不甘，即使成了強弩之末也要掙紮到最後一刻。好像唯有如此，才能不辱沒祖上的那份榮光。
唐朝末年權力係統的大崩盤，從皇帝到官僚徒有救世之心，而無救世良策。士族流品雖然有了回光返照的跡象，可也有了死亡的色彩。
晚唐官員選拔被那些官宦士族、權豪子弟們所把持。鹹通中舉進士不第的胡曾，曾在其《下第》詩中抱怨道：“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平人折一枝。”昭宗朝進士黃滔也說，“鹹通乾符之際，豪貴塞龍門之路，平人藝士，十攻九敗。”也就是說，平頭老百姓想要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連門都沒有。
士族人員的權力抱團也直接削弱了皇帝手中的權力。為了稀釋士族人員的權力，從隋朝開始，官家開始推行科舉考試。這種方法有效果，但卻沒有收到從士族手裏完全奪權的效果，大部分非士族人員中依然徘徊在權力的門檻之外。士族人員依舊把持著核心部門的核心權力，並不斷提攜著自己圈子裏的人才。清流與濁流好像怎麼尿，也尿不到一個壺裏。同樣是讀書人，因為出身門第不同，一個高高在上，一個卻隻能久居人下。這種權力通道的堵塞，讓非士族人員對那些所謂的“清流”高級官僚的憎恨越發強烈，劃根火柴，就可以引爆一個世界。
從隋唐的官場鬥爭來看，如果不是士族階層企圖堵死非士族知識分子的晉升之路，他們絕對不會落得那樣的下場。客觀地說，士族知識分子為中國封建時代的官文化創造了無與倫比的價值。自古以來，我們隻要說到官文化，好像都是士族知識分子的事。這種文化上的壟斷，其實就是官家話語權的壟斷，說白了其實就是權力的壟斷。這種壟斷讓無數的非士族讀書人在權力的門外除了長長地歎息，就是幽幽地怨恨。當怨恨和歎息有了發泄的通道，士族階層的末日也就隨之而來。
唐朝末年，黃巢帶著“我花開後百花殺”的豪氣幹雲殺進長安城的時候，誰也不會料到他曾經也是一名科舉落榜的讀書人。雖然他的落榜與清流士子無關，可憤怒是同一種憤怒。許多出身底層的知識分子有自己的精神軟肋，那就是容易走進自己為自己編織的藩籬，無法掙脫。他們習慣以鐵錚錚血淋淋的事實證明一句話：人背不能怪社會；他們習慣於在客觀問題上尋找主觀原因。
朱溫與士族官員的矛盾，讓他們找到了一條發泄的通道。
朱溫的手下張廷範能力有多大，並不在裴樞的考慮範圍內。按照當時的幹部選拔條例，張廷範連入圍的資格都沒有。所以，朱溫在提出這個建議的時候，裴樞才會那麼直接而果決。當然這裏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權傾朝野的朱溫在宰相裴樞看來，不過是一個不入流的官場流氓。當朱流氓要求將自己的小弟安插進上層權力係統，裴樞直接就亮出紅牌。裴樞在這裏低估了他的對手，也高估了自己這個宰相的權力。他一個士族文人，又怎能擋得住一個在朝堂之上敢和皇帝叫板的官場流氓，並且這個流氓還打上了文化的底子。
我們不能說裴樞是唐朝權力結構的忠誠衛士，因為他維護的隻是一個走向末路的士族製度。當他和他的那些“清流”盟友們成為這場權力博弈的炮灰，不知道那個提議將他們的“清流”之軀拋進黃河“濁流”的儒家弟子李振又會作何感想？
裴樞們做了一個正宗“清流”者應該做的，他們不惜用性命捍衛自己的“清流”之名。他們也早已料到這最後的結局，但走上這條權力之路，他們還能有其他的選擇嗎？裴樞為首的清流人士為了捍衛自己的利益，將張廷範、李振等人死死地堵在了權力的大門外。自從他們死了以後，他們用性命堵住的那道權力安全閥也隨之鬆動。朱溫也將唐朝這個盛世王朝掀了個底朝天，五代時期太多的俗得不能再俗的文人紛紛登場。這些在野文人根本就沒有能力承擔起文化與道德重建的重任，而當他們毀掉肩負重任的人時，卻是那麼的毅然和決然。
“白馬之禍”豈止是一群士大夫的災難？！又豈止是一種製度的災難？說到底不過是DNA決定了權力的出路。
曆史在倉惶之間走到了這一站，曾經風光無限的名門士族也開始逐漸走了下坡路。士族的儒生們紛紛頭懸梁錐刺骨，投身於沒完沒了的科舉考試，用青春去賭那未知的明天。權力集團的上層雖然還是士族文人在那裏唱主角，但他們已經無法再形成抱團排他的權勢。